靳敏
在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提出展现出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超越。这一理念不仅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更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理论逻辑深植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哲学土壤与思想脉络之中。这一理论逻辑既传承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维，构成了系统而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价值指引。
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历经数千年演进。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蕴含深刻的生态智慧：在《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宇宙生成论中，自然被赋予了本体论意义；儒家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伦理，孟子主张“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倡导有秩序的生态和谐；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将道德修养与自然认知统一于“诚”的哲学范畴；道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庄子所言“物化”境界，主张超越物欲，实现物我合一。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经历了从“敬畏顺应”到“征服改造”，再到“和谐共生”的变化，理念由“天人合一”演进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们往往在常态下难以察觉其重要性，一旦破坏则难以恢复。当人类秉持合理利用与友好保护自然的原则时，自然常以正向反馈回馈人类，表现为生态服务功能的持续供给与资源再生；反之，若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自然必将实施惩罚，且这种惩罚具有不可逆性和累积性。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系统构建生态理论体系，但在其著作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思想。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重要命题，强调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关系，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示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当人类以为通过征服自然取得了预期成果时，自然界往往会在后续展现出意料之外的反馈，将初步的胜利成果逐渐抵消。这种反馈，正是自然界对人类过度索取与破坏的“报复”。
虽然人与自然存在对立的一面，但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不仅是人类依赖自然界，自然界还通过负反馈机制维系着与人类的动态平衡，是物物交换与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还以其独特的生态规律和资源再生能力，保障着物质交换的可持续性。而人通过劳动实践从自然界摄取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物物交换不仅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还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自然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其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应建立在对自然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人们带来社会繁荣，又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科技发展的前提。科学技术的绿色化转型，本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回归与实践修正。现代绿色科技体系，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循环经济模式、生态修复工程，均以能量守恒、物质循环等自然规律为理论基础。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方式的革新，其核心在于突破既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融合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与生物技术的新质生产力形态，其可持续发展需要突破传统创新理论的局限。其“新”体现在知识、数据、算法等非物质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质”则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效应与增值效应。恩格斯自然观中的系统思维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效率的提升，更要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不仅要追求算法的优化与算力的提升，还需关注其能源消耗与数据安全问题；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应结合区域生态承载力，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要求表明推动绿色发展要求摒弃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实践中，这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中国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转型，构建起光伏发电、特高压输电、大规模储能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正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全面过渡，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在风能、太阳能及储能技术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中国在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突破，如通过构建智慧监管平台和数字化执法体系实现环境治理精准化。
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还需要制度创新的保障。在当代，应通过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明确企业的生态责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区域间的生态利益。这些制度创新能够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需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全球环境治理的经验，参与制定绿色发展的国际规则，推动全球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核心命题。为了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深刻认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并学会正确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之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在全球化条件下，生态危机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生存问题。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完善创新体系，提升国际科技地位；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积极强化与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交流协作，主动投身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进程，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浪潮，引进提高资源利用率或绿色环保的高新技术，推动双循环经济格局发展……在加强科技发展与交流合作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理念嵌入全球科技治理框架，实现从技术引进吸收到标准输出引领的范式转换，最终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达成科技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