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怡冰
2023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首次将职工权益明确纳入职工董事信义义务的范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立的“企业民主管理权”相互支撑，实现公司治理与劳动者权益的历史性交汇。职工董事制度正是这一交汇在公司决策的核心场域——董事会中的具体呈现。然而，从实践来看，这一承载着双重价值期待的治理机制却面临着功能虚置与偏离的挑战。本文将以董事信义义务为切入点，探讨职工董事制度的实践障碍与解决路径。
职工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架构的组成部分，也是职工参与公司民主治理的有效形式之一，对于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当前的职工董事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职工董事在董事会中或是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仅作为形式上的“职工代表”而存在；或是与其他董事无异，在履职过程中与其他一般董事的行为趋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民主属性和职工利益代表性。这两种倾向都难免有违制度设立的初衷。
这些挑战根源于职工董事信义义务规范的体系性缺失。职工董事的信义义务具有鲜明的双重结构特征，他们既不是完全的职工利益代理人，也不是纯粹的股东或公司受托人，而是作为承担着双向责任的公司治理主体。具体而言，他们既要对公司承担作为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又要对职工承担作为职工代表的维护与代表义务。因此，职工董事在履行职能、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由于信义义务的双重结构冲突导致的伦理困境，即当公司利益和职工利益出现分歧时，职工董事必须在此结构性矛盾中做出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
第一，是“忠于资本”还是“忠于劳动”的决策困境。这一困境根植于公司传统架构中的股东至上主义与当下主张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矛盾冲突，前者认为董事的义务应当单一性地指向公司与股东利益，而后者则主张公司应对包括职工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负责。例如，因市场竞争激烈，董事会审议裁员方案以应对经营压力时，职工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会面临着相互矛盾的抉择：作为董事，其负有通过控制成本来维护公司竞争力的义务；作为职工代表，其承担着保障职工稳定就业的义务。若投票支持裁员，虽然符合商业判断的原则，却会直接导致群体职工的利益受损；若投票反对裁员，虽履行职工代表职责，却可能因忽视公司经营需求而面临勤勉义务方面的质疑。
第二，是“追求效率”还是“保障公平”的分配困境。商业的逐利性赋予董事广泛的经营裁量权以追求经济效率，而生存权保障则要求对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予以优先保护。这一冲突在公司制定薪酬与福利方案方面表现得尤为尖锐。举例来说，公司为优化财务报表、提升短期内盈利能力，拟审议下调普通职工年终奖及福利开支的议案。职工董事若投票赞成，则意味着牺牲职工的经济利益以成全公司的财务目标，是对职工群体信任的背叛；若投票反对，则会被批评缺乏成本意识，无视公司的生存压力。
第三，是“恪守程序”还是“回应诉求”的角色困境。职工董事既是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利益代表，也必须回应其职工的授权与期待；同时，其作为董事会的组织成员，又必须遵循其法定程序与集体决策逻辑，以维持组织的有效运转。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职工董事在沟通劳资双方时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上。例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普遍加薪的强烈诉求，但管理层认为加薪提案在当前财务状况下不可行，拟在董事会上予以否决。职工董事若强行为提案辩护，虽回应职工诉求，却可能破坏程序理性；若其简单接受否决动议，在恪守程序的同时却又可能因为未能忠实履行代表职能，影响劳资沟通渠道的实效，动摇其职工代表地位。
第一，确立职工董事在涉及职工利益重大事项中的“授权表决”机制。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借鉴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在涉及职工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核心权益的议案表决时，明确职工董事“传导者”的表决地位，使职工代表大会的集体意见体现为职工董事的具体表决行为，从而将职工意志有效反映在董事会的决策当中。这种制度安排既确保职工利益在董事会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又避免了职工董事陷入价值取舍的两难境地。
第二，确立体系化的职工董事回避制度。基于公司治理中的利益冲突，应当明确规定职工董事在审议以下事项时应当主动回避：一是涉及集体劳动合同协商内容的事项；二是与工会权益相关的事项；三是其他可能与其职工代表身份产生利益冲突的事项。回避期间，职工董事仍可参与会议并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但其表决权暂不行使。这一机制既能维护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也为职工董事提供了明确的履职边界，有助于防范其陷入伦理困境，有效提高董事会表决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在规范层面构建一套针对职工董事的“分类行权”与“事由回避”相结合的综合性配套机制。该机制需依据职工利益与表决事项之间的关联紧密性，对各类表决事项采取差异化的处理策略，以实现公司利益与职工利益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动态平衡，进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