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 王佳 雷雨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即“三个集中”。“三个集中”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必然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核心要点。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发展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当下，新质生产力正蓬勃兴起，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国有资本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必须通过“三个集中”，主动调整布局，推动生产关系的优化升级，以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推动资本要素向科技创新前沿集聚，加速技术革命向产业革命转化。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经历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深刻变革。过去“管企业”模式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干预较多，企业自主性受限，市场活力难以充分释放。随着经济发展与改革深化，“管资本”模式应运而生。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正是这一模式下的创新实践，通过更加灵活、市场化的资本运作，国有资本得以更高效地配置资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股权投资，不直接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而是通过资本的流动与配置，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更优实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实施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战略，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领域。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资本布局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国有资本逐渐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同时，通过“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改制，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
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进一步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集中”，是对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最新部署，体现了国有资本布局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历史演进规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资本布局的历史变迁，可以得出以下重要启示：一是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国有资本的投向和结构，确保国有资本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二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要注重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效益提升，不断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质量。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增大。在经济领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我国在关键技术、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安全保障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加强国有资本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布局，对于提升我国应对外部安全挑战的能力，增强我国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战略物资供应，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在民生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如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可以有效地增加民生领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新兴产业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我国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配套不完善等。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鼓励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对于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国有资本具有规模大、实力强、抗风险能力高的优势，可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领域加大投入，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同时引导社会资本跟进，促进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提升我国新兴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该文入选：新余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5YZX006）
（作者单位：中共新余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