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伟
从本质上说，地方债（全称：地方公债）就是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开借钱。不同于个人贷款或企业融资，地方债实行财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等各类投资者，是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政府举债方式。按照用途划分，地方债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一般债务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专项债务则多投向有收益的项目，如收费公路、城镇管网改造、产业园区建设等。如果把家庭理财类比成“小财政”，那么地方债就像家庭按揭贷款——家庭为买房提前贷款，未来用工资偿还；地方政府则为修路、建学校、搞基建提前通过债务集中资金，未来以财政收入作为还款来源。
地方债并不是“新鲜事物”。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2009年，国务院首次允许地方试点发债；此后，地方债逐步走向规范化，并在2015年被纳入“限额管理”体系，正式进入制度化发展轨道。可以说，地方债是地方发展的“发动机”之一，百姓日常接触的平整道路、扩建学校、改善后的医院等，背后都可能有地方债资金的支撑，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近年来，地方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背后涉及多方面原因。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但民生支出、基建投资等刚性需求不断增加，收支错位迫使地方政府更多依赖债务融资。第二，稳投资的政策导向。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专项债成为拉动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过去几年轨道交通、城镇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项目的推进，均离不开专项债资金支持。第三，历史遗留问题。在严格限额管理实施前，部分地方依赖融资平台违规举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隐性债务。尽管中央近年来持续推动隐性债务化解，明确要求“遏增量、化存量”，并指导地方通过财政重整等方式逐步缓释风险，但部分地区仍面临不小的偿债压力。
公众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核心在于其是否会影响自身生活与公共服务。例如，有人担心债务过高导致教育、医疗投入缩减，有人担心基建项目被迫叫停，还有人担忧债务违约传导至金融体系。从区域差异看，东部沿海地区财政实力较强，偿债能力较强；而部分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有限、债务率偏高，易成为风险聚集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地方债占GDP比重虽非全球最高，但增长速度较快，也容易引发市场担忧。由此可见，“地方债务风险”既是财政金融领域的专业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心理的民生问题；既牵动投资者信心，又影响老百姓的获得感。
那么，地方债务风险会不会影响老百姓生活？答案是：可能有间接影响，但总体可控。风险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债务率较高的地区，公共服务改善的速度可能放缓；二是部分基建投资项目的推进节奏可能趋缓。但需明确的是，地方债务风险不会像家庭债务那样直接压到个人身上——中央财政和监管体系已建立起“防火墙”，包括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应急处置预案等，能有效防止风险扩散。
地方债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它仍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借债修路能方便百姓出行，借债兴办教育医疗可提升民生水平。这关键在于债务必须用在刀刃上，形成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回报。从长远看，地方债既是潜在风险点，也是转型发展的机遇——通过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完全可以将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
从全国整体看，地方债务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中央财政和监管部门已构建多道“防火墙”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要真正稳住社会预期、守住民生底线，还需多措并举。其一，加强限额管理，严守举债底线。目前，地方债务实行全国人大统一批准限额制度，各地必须在限额内合法举债，超范围举债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这一制度如同“紧箍咒”，能有效防止债务无限扩张。其二，推行债务置换，减轻偿债压力。针对高利率、期限短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低利率、期限长的置换债券，缓解地方短期还款压力。其三，提高财政透明度，让公众“看得见钱”。通过预算公开、债务信息披露、资金绩效评估等方式，明确资金流向，既避免“乱花钱”，又增强了社会信任。其四，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钱花在刀刃上。专项债资金应更多投向补短板、惠民生领域，如贵州省铜仁市2023年利用专项债实施农村饮水改善工程。其五，壮大产业税源，增强“造血功能”。偿债能力的核心在于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需通过产业升级、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扩大税基，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实现“借得起，还得上、用得好”。其六，强化中央财政支持，防范风险外溢。对于部分财政困难地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专项补助缓释风险；对个别债务率过高地区，还会实施定点支持与专项治理，避免风险蔓延。
总之，在严格防控风险的前提下，规范、透明、高效的地方债务融资，仍是支持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金融工具。财政的根本目标是守住民生底线。只要这一底线牢牢守住，债务风险就不会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负担。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