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凯龙 张江涛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不断演进，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应运而生。用户通过与平台签订协议，即可免费在平台上自由浏览、评论及发布作品，由此催生出一类新型劳动者——内容创作者。他们通过拍摄短视频、撰写图文等方式开展创作，已成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类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向自由与解放的复归，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内容创作者的劳动逐渐显现出异化迹象。与传统工人劳动不同，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具有非雇佣性、碎片化、自主化的特征，其异化形态也呈现出区别于工业时代的新变化。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及人际关系等维度，探析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创作者劳动的异化新形态，并从制度、技术与主体三个层面构建可行的应对策略，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思路与方向。
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异化新表征
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异化表征，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四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
首先是内容创作者与自身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数据产品所有权的“无痛让渡”与反向支配。内容创作者最初对其劳动创造的数据产品享有所有权，但当他们出于娱乐等目的主动将作品发布至平台时，便在无意识中让渡了数据产品的所有权，仅保留使用权。平台则免费占有这些数据产品，将其纳入维持平台运转的内容生态以实现流量变现与商业盈利。内容创作者不仅未获得任何收益补偿，反而被平台算法通过虚拟流量反馈指标所规训——自己创造的数据产品逐渐被量化，并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自身，最终导致创作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其次是内容创作者与自身劳动过程的异化，表现为欲望驱动下的过度劳动。内容创作者的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平台算法通过构建即时流量数据反馈系统、量化粉丝体系及微量流量分成机制，精准激活了创作者对成就感与社交认同的渴望。为满足这一欲望需求，他们甘愿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持续创作，压缩个人休息与生活空间，难以获得合理休息。劳动逐渐沦为欲望裹挟下的过度消耗，最终导致创作者与自身劳动过程的异化。
再次是内容创作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表现为算法规训下的主体性丧失。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内容创作者本应依据自身独特的思想与情感尺度开展创作，然而在平台算法的精准规训与流量筛选下，其自我实现的内在尺度被算法设定的虚拟流量尺度所取代。创作者被迫放弃个性化风格与独立思考，转而跟风追逐流量热点，逐渐丧失劳动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沦为算法的附庸，最终与自身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产生异化。
最后是内容创作者人际关系的异化，表现为流量竞争下的关系扭曲。平台算法作为技术中介，系统性地重构了平台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彻底改变了创作者的社交劳动场景：其一，内容创作者本应相互交流学习，却因追求流量与点击率，异化为内卷竞争、相互敌对的关系;其二，创作者与用户之间本应是情感互动，却彻底物化为服务流量的功利性关系;其三，平台掌握算法、流量与收益分配的绝对话语权，创作者与平台本应平等合作，却异化为不平等的依附关系。
应对策略
扬弃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异化，需要从制度规制、技术优化、主体唤醒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多措并举，系统性破解数字劳动异化难题，实现对内容创作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一，拓展劳动权益保障范围。补齐相关法律短板，明确界定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对其数据产品的所有权;通过制定合理的数据收益分配制度，让内容创作者共享数据成果，同时将其非雇佣数字劳动纳入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填补新型劳动的保障空白。第二，推动算法技术向上向善。打破单一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机制，构建兼顾内容质量、原创价值与多元风格的算法评价体系，鼓励个性化、创新性内容创作，以技术向善消解技术霸权，解放内容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第三，引导创作主体回归自由自觉。将劳动幸福观融入平台生态建设，帮助内容创作者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摒弃唯流量、唯数据的功利思维，回归内容创作的本质，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全面发展。
结语
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创作者的劳动异化是数字时代资本向休闲领域扩张的重要表现，正以全新方式剥夺劳动者的主体性。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认识到：此类劳动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的主体性复归，只是在算法与资本的双重支配下，才背离了自由自觉的本质。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介入数字平台治理，建立合理分配制度，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推动算法技术向上向善，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民;同时，需加强对数字平台的规范治理，引导创作者回归自由自觉的本质，唤醒其主体意识，推动其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破除新型劳动异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