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席卷全球，其引发的生产力变革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新，算法霸权、数据剥夺、数字鸿沟、劳动异化等影响数字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一个核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随之浮现：在经典的机器大生产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智能机器”，如何重塑并深化当代的劳动关系？
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始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劳动关系演变的底层逻辑。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到工业革命的机械装置，再到信息时代的计算机技术，每一次生产工具的革命性突破，本质上都是人类肢体功能与认知能力的延伸与放大。工业革命的爆发标志着生产工具进入机械化时代。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通过标准化的机械运动，实现了体力劳动的规模化与高效化，但机械工具依然遵循“输入—输出”的生产逻辑，其功能边界被严格限定在预设的工作范围内，无法应对复杂的非结构化任务，更无法替代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的判断、分析与决策等脑力活动。
人工智能是自动机器体系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物。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以算法、数据和算力为核心，突破了传统生产工具仅能延伸体力的局限，实现了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模拟、辅助，成为生产工具进化史上的里程碑式变革。这一变革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科学技术积累与社会需求升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人类在追求生产效率最大化与劳动解放过程中，对生产工具功能边界的持续拓展。这一质的飞跃，为后续劳动关系在各个层面的重塑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在机器大生产理论中指出，机器的出现使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变为“机器体系”，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与规模化。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推动劳动资料完成了从“机器”到“智能机器体系”的二次跃升，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劳动资料的自主化、协同化与集成化，彻底改变了劳动资料作为“被动执行载体”的传统属性。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智能机器体系”，以算法为核心、数据为纽带、算力为支撑，实现了劳动资料的有机整合与自主运行。智能数字技术作为劳动资料，蕴藏于新一代机器体系之内，以智能高效的方式将自身价值转移至新产品，凭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提升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数字大工业。
与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应用导致劳动技能“去技能化”的趋势一脉相承，但又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劳动内容的“两极化”趋势。一极是高度复杂化、创新性的“智力劳动”的扩张，这部分劳动者，即所谓的“数字精英”或“认知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内容具有高度的创造性、非重复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持续的学习能力和跨领域的综合素养。另一极则是大规模、低复杂度的“去技能化”劳动的固化与新生。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建模与流程复刻，能够精准替代这类劳动的核心环节，使劳动内容从“技能依赖型”转变为“简单辅助型”，劳动门槛显著降低。这种两极分化不仅加剧了劳动市场的不平等，更推动劳动关系的核心从“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的博弈”转向“技能提升与价值实现的适配”，为劳动关系的深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与劳动内容的两极化，共同塑造了劳动者处境的新特征，既带来了劳动解放的新机遇，实现了劳动强度的降低、劳动时间的弹性化以及劳动价值的提升，又引发了就业替代风险、权益保障困境、身份认同危机等方面的新挑战，使劳动者处境呈现出“机遇与风险并存、解放与异化交织”的复杂态势，深刻背离了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境的单一化特征。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技术应用，若缺乏合理的规制与引导，极易导致劳动的异化、社会分化的加剧以及劳资力量对比的失衡。因此，我们应超越技术应用的被动适应，主动建构一种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数字和谐劳动关系”：需针对数字劳动关系的特殊性，构建“全周期、多层次”的权益保障体系；需建立算法透明度与公平性审查机制，要求用人单位公开劳动报酬的算法逻辑与数据依据，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与异议权；需将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作为关键支撑，通过“普惠性培训、个性化赋能、终身化学习”的体系设计，帮助劳动者适应人机协同的劳动新形态，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驾驭”的转型。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尺度，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驾驭好人工智能这一强大的历史动力，最终实现技术进步、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走向一个更加普惠、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数字文明新时代。（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