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马心明 李雷 马静洁
摘要：本文梳理了乌蒙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变迁，重点回顾了乌蒙地区昭鲁坝区回民的发展变迁；随后分析了经济建设和共同富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昭通小肉串”产业发展对乌蒙地区昭鲁坝区回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方面的作用，以及该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一、乌蒙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乌蒙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区域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市、区）。乌蒙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入滇的通道，有着“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这条古道，历经千年，是南方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路线的一部分。它见证了历史上乌蒙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迁。在唐朝时期，虽然乌蒙地区属于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国，但与中原地区往来依然密切。南诏国奉唐朝为正朔，唐朝皇帝也多次对南诏国国王进行册封。例如，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记载，唐朝廷派御史中丞袁滋，持节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碑刻记载唐与南诏友好关系的史实，是唐朝时期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研究唐与南诏王朝的重要实物资料。
乌蒙地区的昭鲁坝子是中国南方回民最集中的地区，大多数是明清年间随军迁徙而来。云南地区的回民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因蒙古西征被签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有的被征调从军，有的被元朝统治者赏识得到提拔重用。例如，云南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在云南兴修水利，带领民众开垦荒田，政绩显著，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爱戴。他们的子孙后来散居到了云贵高原各地。在元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中，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有汉族血统的原因。在明清时期，云贵两省被纳入统一王朝建制，大量中原汉族移居西南云贵地区，有的是军屯，有的是民屯。昭鲁坝区的回民也是这一时期随军迁入，军屯带来商屯和民屯，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云贵地区的社会基本格局，特别是清朝雍正年间，在乌蒙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打破了原本的封闭状态。清朝中后期人口激增，促使更多内地移民迁入。
乌蒙地区昭鲁坝子的回民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费孝通教授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论断，认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昭鲁坝区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民族文化上互相影响。例如，昭鲁坝区回族，受儒家文化影响，普遍修撰家谱，用儒家伦理纲常规范家族成员行为。昭鲁地区的回族会在春节后，走亲串戚，进行“拜年”。彝族的“火把节”也被乌蒙地区各民族所接受，各民族共庆“火把节”，也成为乌蒙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生动场景。
二、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塑造和发展。“替代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意识的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华古代文明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管子·牧民》中写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意识的觉醒程度和发展高度。要实现共产主义，使人们“摆脱私有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和陈腐道德礼教及旧文化艺术的影响，进入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就离不开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新时期，我们要继续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整体发展，促进各地区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一体化。民族地区要充分、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根据当地情况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言：“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应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所有人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求。共同富裕涵盖了各族人民的多元化需求，为共同富裕而奋斗已然成为各族人民自觉的使命担当。共同的主体责任、共同的携手奋斗促成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
乌蒙地区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通过渝昆高铁，将极大促进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便捷度。党和国家将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纳入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中统筹推进，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大空间经济框架为民族地区现代化赋能。渝昆高铁，使得昭通主城区到成都、重庆、昆明都在一小时车程以内，重新激活了昭通地区历史上由四川入滇的交通枢纽地位。盛夏的昭通，一直是广大游客避暑康养、休闲放松的理想之选。“秋城昭通、避暑胜地”，受制于乌蒙山脉隔绝，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知名度低，旅游业效益一直无法得到全面的激活，整体的旅游体验一直无法得到进一步提升。渝昆高铁的开建，未来便捷的出行方式，使昭通作为成渝城市群避暑目的地可选性大大提升，将会促进昭通进一步融入成渝城市群。
三、“昭通小肉串”产业助力乌蒙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昭鲁地区的回民融合了四川、贵州、云南多方饮食特点，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饮食风格。昭鲁地区回民肉食以牛羊肉为主，为了便于储存新鲜的牛肉，采用盐进行腌制，制作成了风味独特的“牛干巴”，并畅销省内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昭通的回民在新疆的维吾尔同胞来昭通摆摊卖烤牛羊肉串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升级，把肉块变小以降低成本，同时以昭通本土酱汁腌制以更加入味，从而诞生了一款深受云贵地区大众喜爱且物美价廉的美食---昭通小肉串。昭通小肉串最初只是当地的特色地摊小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从地摊小吃成为颇具规模的特色产业，并呈扩张之势。目前，昭通小肉串全国门店已有8000多家，带动了7万多人就业，年综合产值突破130亿元。
在给城市带来烟火气的同时，昭通小肉串也成为昭通稳就业、促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受制于独特的烤制手法和酱料，所以目前从事昭通小肉串烤制的业主和员工大多数以乌蒙地区回民为主。以昭通小肉串为主的烧烤店除遍布于乌蒙地区的各大街小巷外，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上海、浙江等地也广泛分布，在马来西亚、缅甸等国亦有分布。昭通小肉串产业的发展，促使了乌蒙地区回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民族形成了紧密联系。乌蒙地区回民因小肉串产业而广泛迁移至周边各地，促使了昭鲁地区的回民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昭通小肉串物美价廉，受到市场消费者的追捧，第一批牟利的从业者回乡置办房产，又吸引了更多的从业者到这个产业中来。为了开拓市场，避免饱和竞争，促使从业者们以昭鲁坝区为中心，向四面扩散迁移。从消费受众来说，这些昭鲁回民从事的昭通小肉串烧烤店一开始就是面向各族同胞的，也正是庞大的消费需求市场促进了昭通小肉串产业快速发展。从而，经济上的融合促使了昭鲁回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一步提升。
昭通小肉串产业的快速发展，给乌蒙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了进一步发展昭通小肉串产业，昭通市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加强各领域统筹，制定帮扶政策，力争把昭通小肉串这个品牌推广到全国，以更好地助力昭通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针对昭通小肉串产业目前存在的标准不一、形象混乱、质量不齐等问题，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昭通小肉串产业系统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政府引导成立了昭通小肉串发展协会，为昭通小肉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添砖加瓦。昭通小肉串发展协会现有会员单位220家，涵盖牧草种植、肉牛养殖、屠宰加工、肉串穿制、烤制企业等。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培训基地支撑、行业协会管理、制定劳务品牌标准和品牌标识形象，昭通小肉串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昭通市政府还拨款专项资金，支持企业通过育种、屠宰、加工和销售等多种渠道形成肉牛供应链，形成一个整合一、二、三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截至2023年底，昭通的肉牛库存达到41100头，售出69900头，推动该市156000户家庭收入增加。
随着全国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向旅游城市转型。淄博抓住新媒体流量，迅速打响了“烧烤之城”的知名度。同期，借鉴淄博“烧烤之城”发展经验，昭通也推出了“北有淄博、南有昭通”的口号，推动昭通小肉串产业发展并落地了以烧烤为主的美食街项目。城市形象的推广，一方面离不开网络名人的推荐。但与其他文化资源相比，知名美食更有可能吸引游客，带来经济效益。在城市形象的推广中，要注意引导资本的力量，特别是短视频新媒体为主的资本力量。短视频用户超过十亿，活跃用户占比高，相较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更快。而短视频等新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快速提升一座城市的知名度，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传播一座城市的负面新闻，从而使城市形象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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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实践的昭通篇章”（SKPJ202472），项目负责人：马心明；昭通市2024年度（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昭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zt2024071）；昭通学院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科研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实践教学中乌蒙地区资源的挖掘与运用”（ztxyxttz207）等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马心明、李雷，昭通学院；马静洁，昭通市实验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