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短期宏观政策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结合点，是中国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董小君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善于抓住历次全球经济格局重大调整机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陷入“滞胀”，产业急近需要升级，中国抓住机遇，及时打开放国内市场，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终结亚洲“四小龙”神话，给了中国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机遇，中国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9·11”事件，中国获得10年左右的和平发展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中，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四次便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机会。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急剧的变迁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动力源。可以说，城镇化不仅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后遗症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中国未来经济从外需主导向内需拉动转型的持久动力。
首先，城镇化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给经济增长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我国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原始数据测算（按现行价格计算）：2011年，农村劳动生产率为11778元/人·年，城市劳动生产率为118018元/人·年，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10倍。这个差距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揭示了这样的规律：农村劳动力的及时、有序转移，将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城镇化把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力的水平，会提高整个经济竞争力。
其次，城镇化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蕴含巨大内需。消费理论表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往往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在中国，城乡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情况基本符合这一理论。例外的是，农民相对市民，虽然收入水平低，消费倾向也低。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收入差距制约着农民的需求。大量研究表明，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对工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需求存在着落差，目前，占
2/3的中国农村人口在全体居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3。因此，根治内需不足的药方不在农村，而在于推进城镇化。据测算，城镇化率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 则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将提高1.5%；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地增长。
第三，城镇化对就业、投资和GDP的拉动有着综合效应。“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率要从2010年底的47.5%提高到51.5%。也就是说，到2015年，将有一半多的人生活在城镇。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5%左右，城镇新增人口3亿多，这将为就业、投资和GDP增长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因此，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实现短期宏观政策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结合点，是中国未来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