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石
受清教徒精神熏陶的西方企业家“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点上，中国当代企业家毫不逊色，但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一些时候是为响应政府部门要求和出于商业目的而捐，并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些人“拼命捐钱”？又是什么原因让另一些人缺乏社会捐赠的动机？这其实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企业家如何看自己的社会责任？财富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近代企业家曾经给出过自己的答案。2006年8月，我拜访徽商胡雪岩故居，颇有感触。
生于清道光三年的胡雪岩，“家素贫，年弱冠，入钱肆习贾事，以诚谨闻。”在钱庄当学徒出身，办事勤快，能言善道。后经营生丝、茶叶、开办典当铺，开设阜康钱庄，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性情通达，眼光敏锐，手腕圆活，富有人情味和豪侠气。
当时丝茶贸易为洋商所操纵，中国商人受排挤，蚕农利益受到严重的伤害。胡雪岩有感于此，便出资2000万两银四处收购生丝。后竞争失败，胡雪岩损失利银1000万两，折本银800万两。光绪九年，胡雪岩因经营失败，钱庄倒闭，家资罄尽，负债累累，被革去道员职衔。之后一年多，便忧愤而死。
我了解这位中国近代商界传奇人物，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了台湾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许多从政、经商的中国人，都推崇一句话：“做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遗憾的是，胡雪岩这位晚清“活财神”之所以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更多不是因为他“戒欺”的信条，不是因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生意底线，也不是因为“顾客乃养命之源”的经营理念，而是因为他官商两界通吃，善于经营政府关系，最终成为“红顶商人”。今天的企业家奉若神明要学胡雪岩，是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徽商讲究“商而兼仕，贾而好儒”，与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官僚乃至太监、皇帝的庇护。所以，徽商的“官商”之道，是明确的生存发展策略，数代积累，形成其权势圈子，成为一种“官商”文化。
胡雪岩早期攀附王有龄，随后接上左宗棠，为左宗棠及湘军竭心尽力。在左宗棠等人推荐下，被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并且依靠湘军的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
胡雪岩靠官场后台，达到事业顶峰，但他最后失败，也与官场倾轧大有关系。一旦失去政府后台的支持，无论胡雪岩还是徽商，都兵败如山倒。徽州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徽州盐商表现得毫无竞争力，从此一蹶不振。
作为一个企业家，读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历史，备感中国旧式商人脱离不了两个特点：资源霸占、倒买倒卖；更脱离不了对政府深深的依附——这怎不让我深深地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