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维洋 陈涵 赵俊芬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核心指导原则开展的专业助人服务职业实践形式，而伦理守则是社会工作领域的“生命线”，因而研究社会工作的伦理理论与实践至关重要。随着全球化推进与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社会工作伦理的探讨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正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如何在转型过程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社会工作伦理的基本概念与历史脉络
（一）基本概念
社会工作与伦理的关联可追溯至社会工作的自发阶段，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福利工作者的仁爱、慈悲行为中。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社会工作伦理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了专门学科。
学术界将社会工作伦理界定为专业伦理守则，认为其是社会工作专业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专业哲理与价值取向，可转化为专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同时，社会工作伦理也被视为从社会工作集体认同的抽象价值与信仰中推演而来、相对具体且可实践的行为标准，由专业组织以明文形式规定，作为从业者共同遵守的规范，构成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守则。
（二）历史脉络
在社会工作初期，其起源与宗教福利活动联系紧密，伦理道德在实践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早期福利工作者的慈善行为源于基督教情怀，以灵魂救赎和个人道德提升为追求；另一方面，受助者被贴上道德标签，贫困被视为道德堕落的结果，因此帮助贫困者的核心方式是通过道德教育改善其生活状况。早期福利工作者将救助等同于施舍，这种恩赐性质的做法催生了具有侮辱性的剩余福利制度。
进入社会工作发展阶段，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仅依靠福利工作者的自发动机已难以应对，人们开始寻求更系统化、科学化的社会工作方法，专业社会工作的需求由此催生。在此背景下，各国社会工作协会纷纷制定伦理守则，明确规范从业者行为，社会工作伦理的探讨逐渐受到重视，标志着其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进入危机阶段，其伦理体系受到多重主义冲击：实证主义的引入使社会工作研究偏向技术理性，将人际关系问题简化为技术性事务，倡导工作者保持价值中立、专注实务操作；经济理性主义则将市场置于决策核心，导致社会工作者过度看重利益，忽视了案主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原则。
在社会工作的突破阶段，行业重新明确：社会工作是以人文关怀和伦理价值为核心的领域，始终以人的价值、尊严、潜力和权利为关注焦点。若社会工作与伦理脱节，必将导致其使命异化。因此，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与伦理深度绑定，以伦理为导向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方向，同时也需要伦理以创新形式重新融入实践。
二、社会工作伦理的实务层面挑战
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存在差异，它根植于基层治理与社区生活实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实务层面，以上海市的调查研究为例，作为超一线城市，上海呈现出人口老龄化的普遍特征，老年群体是我国意定监护服务的主要需求对象，但该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对社交媒体、政策规定及职业意定监护领域的知晓度较低。此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传统养老模式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这些都对社会工作伦理的实践提出了挑战。
三、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在本土文化、政治背景中不断融合发展。我们既要吸收西方伦理建设的经验，又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完善本土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中国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必须适应国情，对西方伦理进行本土化调整与改造，具体包括以下路径。第一，汲取传统文化精粹：从儒家、道家、佛教思想及差序格局中提炼核心价值理念，为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提供文化根基。第二，融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构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这一过程既体现国家层面的目标与方向，又涵盖个人层面的完善与提升，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均存在契合点。第三，嵌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要素：凝练适配中国国情的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要素与守则，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外部文化输入的接纳，更是中外文化双向适应的过程。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本土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包容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积极促进对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合理借鉴与转化学习。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要求，社会工作必须精准契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场景，积极稳步推进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创新发展，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使社会工作真正成为服务人民、助力基层治理的重要专业力量。
课题项目《职业伦理与工作压力双重作用下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工作效果研究》；课题名称《职业伦理与工作压力双重作用下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工作效果研究》；课题编号：101520250000167/2025Y0718云南省教育厅项目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