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少栋
作为宜昌市的中心城区和老城区，西陵区面临着服务经济主导、全域城市化、全民市民化的复杂区情。在城市治理转型过程中，西陵区仍面临治理结构失衡、法律法规滞后、资源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着城市管理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现存困境：西陵区城市管理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治理结构失衡与协同困境
在西陵区的城市治理实践中，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尽管西陵区通过党建主导型业委会建设，实现了业委会组建率100%的覆盖目标，但实际运行中，政府仍习惯于“唱独角戏”，导致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活力不足。这一现象在背街小巷整治、小区停车管理等具体工作中尤为突出：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居民参与度却不高，治理效果难以持续。
（二）法律法规滞后与身份困境
尽管业委会在小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未明确其法人地位，导致其在行使权力、维护权益时面临诸多障碍。例如，在物业维修资金使用、公共收益管理等具体事务中，业委会常因主体资格欠缺而难以有效运作，进而影响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此外，城市管理相关法规与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噪声监管、餐饮油烟治理等交叉领域，存在“多头执法”现象，制约了治理效率的整体提升。
（三）资源保障不足与能力困境
从社区工作者队伍来看，西陵区社区工作者存在年龄偏大、本地化程度高、学历偏低、工作效率不足等特点，面对社区治理中的新问题与居民多样化需求，往往缺乏创新性解决能力。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已难以适应智慧治理的要求。尽管西陵区创新设置了100万元社区自治金和每个社区20万元惠民资金的制度，但对于庞大的治理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成因分析：困境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体制机制层面的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城市治理习惯于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方式，强调条块分割、自上而下的线型静态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解决单一性、应急性问题时或许有效，但面对复杂性、长期性的城市管理问题则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考核指标往往偏重于短期可见的显性成果，忽视治理能力的长期培育，导致各部门更倾向于选择易出成绩的工作方式，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社会参与不足的制约
西陵区作为宜昌的中心城区，具有典型的城市陌生人社会特征，与农村熟人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城市环境中，多数市民8小时内是“单位人”，8小时外回归小区生活后，多处于不相往来的“散沙”状态。这种社会结构特点使得居民自发组织难度大，社区认同感和集体行动能力较弱。
（三）数字化治理的应用瓶颈
虽然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手段，但如何将这些技术与实际治理需求有效结合仍然是一个挑战。例如，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可分析都市圈通勤压力，为交通规划提供依据，但如何将这类数据应用于具体社区治理场景，仍需更多探索。
优化路径：西陵区城市管理改革的未来方向
（一）深化制度创新，完善治理结构
可配备多名微网格员，构建“社区—网格—微网格—居民”的纵向服务网，解决治理重心过高问题，明确各层级权责边界。同时，建立“首问负责+专项授权”制度，明确牵头部门并赋予其协调权限与责任。在合理划定经营区域与时段的前提下，探索通过摊贩自治协会、社区共治小组等社会组织参与规范引导，实现“有序疏导”的治理方式。
（二）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共治格局
当居民被有效组织起来，许多治理难题便能迎刃而解。例如，葛洲坝街道东湖社区虹桥馨苑小区的热心居民自发组成“停车小分队”，与社区合力推进工作，最终解决了外来车辆“鸠占鹊巢”的问题。这类案例启示我们，城市治理应为居民参与创造更多平台，如居民议事会、小区事务听证会等，让“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西陵区可进一步完善群团组织带动型社会组织模式，通过精准扶持行动，对萌芽型、种子型社会组织在办公场地、人才培训、项目策划等方面给予帮扶。
（三）推动智慧治理，提升服务效能
西陵区可以加强数据资源整合与应用，推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打破数据壁垒，整合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各类数据，构建统一的城市治理数据库；另一方面，推动数据下沉，将数据分析结果应用于微网格治理、背街小巷整治等具体场景，实现“数据驱动决策”。同时，通过手机App连接微网格员、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居民等各方主体，形成“发现—上报—处理—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
综上所述，西陵区当前城市管理面临的困境是体制机制、社会环境、技术应用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深化制度创新以优化治理结构、激发社会活力以构建共治格局、推动智慧治理以提升服务效能，三措并举、协同发力，可在西陵区建立起更精细化、多元化和智能化的城市治理体系，有效破解当前城市管理困境，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质效，为辖区居民创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助力宜昌市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治理现代化。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