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颖
《信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要坚持源头治理化解矛盾，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施策，将重点放在源头治理和前端化解上。这为国有企业的信访工作提出了明确且现实的要求。国企作为信访问题的重点领域，其特殊的组织结构与利益分布使“前端治理”不再是可选项，而是维稳逻辑的内在要求。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与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的结构嵌入性，其内部信访问题往往呈现高发频率与政治敏感性并存的特征。通过聚焦信访源头治理在国企维稳体系中的嵌入逻辑与现实效能，指出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适应当前多元诉求快速演化的态势。在梳理信访问题演化机制的基础上，主张以制度化、预警性与联动型治理策略替代临时性、封闭性管理思路，并分析了信访治理理念向“前端介入”的深层转型逻辑。唯有推动信访治理从末端处置向风险生成环节前移，方能构建覆盖全过程的稳定防线，实现从“被动维稳”向“主动稳定”转轨。
一、国企信访问题的特征与风险外溢机制
（一）信访在国企维稳中的现实表现
国有企业内部的信访问题长期具有制度遗留性与身份特殊性交织的复杂面貌。员工对“单位制”福利惯性的持续认知，决定了其在利益受损时更倾向于诉诸体制内解决路径，信访即成为他们表达不满的首要手段。尤其在改制、合并、裁员等组织变动期间，历史包袱与现实落差相互叠加，催化出大量集中性、情绪化上访行为。一些群体借信访手段争取补偿、阻断决策，表明其已演变为准政治化表达渠道，对企业正常运转构成实质干扰。
（二）信访问题的风险演化路径
国企信访事件往往不是孤立偶发，而是具有递进式演化轨迹。初期多表现为个体申诉或内部申辩，一旦企业响应机制迟滞或处理方式失当，情绪便易在群体间扩散，从而引发联动性聚集上访。其间，“二次信任丧失”现象尤为突出，即职工对原有组织的信任在反复落空中被彻底瓦解。在网络介入与舆论发酵加持下，原本具有调解空间的内部矛盾迅速走向外溢，并在政府压力介入前被高度政治化。
（三）风险外溢的主要后果
一旦信访矛盾由企业层面向属地扩展，其后果往往超出组织自我修复能力，呈现维稳资源消耗与责任压力传导并存的局面。上访常被上升为考核指标中的“负面事件”，迫使地方政府介入协调，增加了政企之间不对等的博弈张力。同时，企业声誉在被反复曝光后受损，人才流失、投资信心下滑等连锁效应接踵而至。信访行为一旦形成制度性依赖，将倒逼政策反复，反向激励无序维权，破坏治理规则的严肃性与可预期性。
二、信访源头治理在国企维稳中的关键作用
（一）从“被动应对”到“前端防控”的理念转型
在传统信访治理路径中，国企管理者通常习惯于“问题显性化之后再处置”，将信访视为结果变量，忽略其生成机制的复杂链条。这种事后补救式的管理理念，非但无法根除矛盾，反而容易陷入“反应滞后—信任坍塌—情绪爆发”的恶性循环。而源头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贯性逻辑的主动拆解，其核心不在于压制上访数量的表面成果，而在于通过过程控制、情绪疏导与制度化参与机制，提前干预风险的形成条件。理念的转向本质上是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即从一线处置部门向前端组织架构延伸，实现问题从“处理”走向“消解”，从“维持稳定”过渡至“培育稳定”。部分改革较早的地方国企已在工会、纪委、人力资源条线间构建起预警联动机制，其效果不在于降低多少信件量，而在于最大程度避免“信访成灾”带来的结构性治理失衡。
（二）信访源头治理的主要抓手
若要使源头治理脱离口号化陷阱而转化为具体行动逻辑，关键在于治理抓手的多维部署与系统联动。其一，制度供给层面，应建立覆盖员工全生命周期的诉求反馈与权益协调机制，摒弃“一事一议”式碎片化应对方式，使职工合理诉求有序释放的渠道嵌入日常管理流程。其二，风险识别方面，应引入基于职工情绪数据的动态监测模型，通过行为偏移、话语模式与频率分布等要素构建前端预警体系，从静态防范走向动态感知。其三，处置机制需突出闭环化治理理念，明确责任链条与考核指标，防止问题因层级传导而“上移变形”甚至“软处理”。此外，干部激励与问责制度亦需同步调整，将源头治理成效纳入维稳考核体系，避免基层管理者因“多干多错”而消极对待信访预防。唯有在“制度—技术—组织—文化”四位一体架构中同步发力，信访源头治理方可真正嵌入国企稳定运行的底层逻辑。
三、结语
回顾国企信访问题的生成逻辑与风险扩散机制，不难发现，治理重心长时间过度集中于末端处置，导致源头治理长期缺位，制度调节力逐步稀释。本文指出，推动治理理念由被动响应向前端控制转型，并非技术性操作的简单替换，而是组织结构、责任体系与文化认知的系统重塑。信访治理应回归其本质，即构建一个可对话、有反馈、能解压的结构性空间。在未来，仍需进一步丰富微观操作工具，强化数据预警能力与组织韧性建设，以确保国企治理体系在面对复杂矛盾时具备稳健应对能力与制度自洽性。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