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中国）部分高管被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GSK中国此次共有4名高管被抓。外资药企的“四驾马车”同时被抓，这还是首次。这些高管涉嫌受贿，并用受贿所得再行贿政府官员和医生等，其中还有人涉嫌接受性贿赂。（7月15日《京华时报》）
GSK案的手段并不高明，可以说是药品领域通行的规则，他们通过旅行社以会议的名义，组织专家医生旅游等进行贿赂，并且通过旅行社套取部分资金，再单独向特定具有关键作用的官员和医生行贿，达到巩固药品销售的目的。GSK之所以如此，不过是规避本公司内部的监管罢了。相比较来说，国内的药企或者药品经销机构内部监管就软弱得多，行贿起来也要便捷许多。比如，2011年浙江省卫生厅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仅半年来医务人员已主动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而在整顿同期还曝出“温州百名医生吃药厂回扣”的新闻。
GSK案发后，整个医药行业人心惶惶，担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头上，并不是虚言。当然，打击只能解决或然性的个案，仅具震慑作用，并无助于改良必然性的行业土壤。在药品购销领域，不管是GSK依托旅行社的会议模式，还是所谓的“医药代表”、“专业贿赂公司”实质是利益的代表，都是附着在药品虚高利益分配的执行人。换言之，药品因无序竞争，变成了瓜分利益蛋糕的工具，高价格的张力才能串起利益链条的整体诉求。
GSK案是药品购销领域问题的缩影，如GSK运营总经理梁宏归案后的反思：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环节太多，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太多”；目前中国的药厂太多，都是一种低水平的仿制，这就导致不能集中优势进行研发。而像美国，只有几家大型药企，动辄就可以拿出数亿元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本最高”。
梳理一下梁宏的反思，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行政监管的手过长，缺少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以药养医模式的依赖；三是药品生产方向的偏离，药企多研发的少，低端重复必然导致仿制药品泛滥。如有资料显示，美国FDA每年新批药号不过几十种，而我国新药号批准曾一度达到过万之多，药品泛滥自然会跌入恶意竞争的怪圈。这些问题并不陌生，在诸如“天价药”、“天价药单”、“药品降价死”之类现象的讨论中，都曾反复剖析过。可见，是畸型的土壤催生商业贿赂“妖艳”的奇葩。
商业贿赂要打击，虚高药价也要降，但都只治标不治本，着眼于长远，逐步改良药品产销的土壤，培育和修复健康的市场机制，才可能实现源头治腐。一是对药品过多过滥的现象，应按品种进行清理与压缩，建立退市机制；二是从根本上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让医疗回归到“以技养医”的模式上来，有序开放药品市场竞价供应，切割掉管控环节虚高的利益；三是转变药品生产的导向，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和管理机制，将药企导向研发为主，靠技术取利的轨道。此外，加大惩治力度，建立药企商业贿赂黑名单制度，加大违法成本，倒逼行业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