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断，也是解析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理论原点。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的生产力本源逻辑，锚定我国产业迭代、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场景，厘清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反哺新质生产力的辩证机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延伸，也是依托制度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现实需要。我们应立足唯物史观基本规律，打破理论原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壁垒，为二者协同共进筑牢学理根基、明晰发展路径、汇聚前行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奠定协同发展学理根基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科学技术作为渗透性因素持续推动生产力质态跃迁;生产关系以所有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为核心内容，二者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能动反作用于生产力”客观规律，矛盾往复运动驱动社会经济形态迭代升级。马克思曾提出“科学成为直接生产力”的前瞻性论断，预见技术革新将重构生产要素组合形态，这一论断成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
与传统工业生产力配套的生产关系适配规模化用工、要素粗放配置、按要素简单分配模式不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绿色低碳为底色、数智要素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生产力要素边界，知识、数据、算力跃升为关键生产要素，倒逼原有生产关系在所有制实现形式、要素市场化规则、收益分配机制上系统性革新，这完全契合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迭代必然带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规律。从理论逻辑看，新质生产力不是脱离唯物史观的新生概念，而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的具象化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生产力演化的当代新形态，二者协同是历史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具象落地。
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双向赋能的辩证运行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是新型生产关系孕育生成的原生动力。新质生产力依托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科技、新能源等前沿技术，重塑劳动者结构，战略科学家、技能型创新人才、数字化从业者跃升为劳动主体;生产工具由机械设备转向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算力平台;数据作为新型劳动对象深度嵌入全产业链。要素结构变革直接推动所有制多元化落地，国企、民营科创企业、新型混合所有制平台、产学研联合体成为产业主力，从单一产权模式转向多元产权实现形式;同时催生按知识贡献、技术入股、数据分红等新型分配方式，倒逼生产组织从层级式工厂转向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协作模式，新型生产关系由此获得其生成的物质前提。
定型完善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松绑、机制优化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持续解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潜能。滞后僵化的生产关系会束缚生产力进步，适配先进生产力的制度安排能够释放生产要素活力。产权保护制度筑牢科研主体创新底气，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数据、人才、技术跨区域自由流转，多元化分配机制激发科研人员技术转化积极性，各类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力，这直观印证了生产关系正向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客观规律。二者并非单向依附，而是形成“技术突破催生制度革新、制度完善赋能技术落地”的闭环协同机制。
当前，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协同落地仍存在阶段性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快速质变与生产关系渐进调整的时间差问题，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优化改革的靶向所在。
三、以系统性改革筑牢二者长效协同制度保障机制
遵循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与生产关系适配规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从制度改革多维度推动二者深度协同。一是完善所有制实现形式，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支持民营科创经济发展，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组建新型科创联合体，构建适配多元新质产业的产权制度体系，夯实协同发展所有制根基。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综合改革，加快建立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明晰数据产权、交易、收益分配细则，破除人才、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依托统一大市场实现优质要素向新质产业集聚。三是优化新型分配制度，健全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科研成果分红政策，完善创新驱动薪酬体系，让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参与利润分配并获得合理回报，以分配机制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四是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精简科研项目行政审批，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配套政策，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制度通道，依托制度革新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内生动力。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协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鲜活实践，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有机统一的时代产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为指导，既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稳步扩容升级，又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持续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