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 周云龙 周鸿凌
身价过亿的他，身上带着两个与“草”相关的标签：
一个是“草舍”——江苏东台市溱东镇草舍村，这里既是生他养他的故土，也是他扎根三十年办厂兴业的基地。
另一个是“草根”——高中毕业便在乡村创业，既无名校学历傍身，也无专家头衔加持。
这两个与“草”相关的背景，看似与“不锈钢”毫不相干，更与大学实验室、国家标准乃至国家大科学装置扯不上任何关系。
一个“草根”企业家，为什么能北上、南下，占领全国高端建筑市场?答案写在他的通讯录里。
打开江苏东阁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阁公司”)总经理蒋庆林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存着104位教授、副教授和科研专家的名字，他们来自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其中最早的一段聊天记录，发生在2011年。
一场官司逼出来的认知
2003年，东阁公司正值上升期。蒋庆林的玻璃幕墙点式驳接件在市场上畅销，他正准备扩大规模，3份“专利侵权应诉通知书”突然寄到厂里。对方手握3项发明专利，一旦败诉，主力产品停产，公司可能面临倒闭。
彼时的蒋庆林，对知识产权几乎一无所知，答辩状也不会写。
东台市科技局主动介入，派出工作人员帮他查阅档案、分析证据、撰写应诉材料。最终，对方一项专利败诉，另两项当庭撤诉。
官司赢了，但蒋庆林记住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光埋头干活不行，得懂技术、懂专利、懂规则。
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民营企业家，从头学不现实。他心里有了方向：“得找高人。”
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东台市科技局领导。这位领导，后来成了他认识第一位大学教授的牵线人。
通讯录里的三个名字
第一个：同济大学张其林教授。2011年，东阁公司承接无锡恒隆广场项目，需要70毫米直径的超大不锈钢拉索，抗拉力要求1500千牛以上，公司现有技术达不到。
蒋庆林联系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张其林教授。张教授没有让他购买新设备，而是提出一个工艺方案：用热铸锁头工艺替代挤压锁头。
东阁公司按方案制作样品，送国家检测中心测试，结果达到1900千牛，远超项目要求。这项工艺后来获得发明专利。张其林从此成了蒋庆林微信里置顶的联系人。
第二个：东南大学舒赣平教授。
2013年，在市科技局建议下，蒋庆林主动去高校“敲门”。他带队去了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见到舒赣平教授。
巧合的是，舒教授团队当时正在开展不锈钢结构应用的前期研究，正缺企业配合做实验验证。
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合编写国内第一本《不锈钢结构技术规程》，东阁公司负责所有实验件的加工制作。
通过舒赣平，蒋庆林陆续认识了清华大学教授王元清、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立军，以及多位建筑设计院的专家。
第三个：清华大学王元清教授。
2014年，王元清告诉蒋庆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在建设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探测器，其中一项关键节点实验，需要一个直径一米的不锈钢螺栓球节点。
“这个实验没有经费，你能不能帮忙?”
蒋庆林回答：“做。无偿。”
东阁公司顺利制作完成了不锈钢螺栓球节点。实验结束后，研究所又提出：能否做一段1:1比例的40米直径不锈钢球壳网架节点，进一步验证可行性?
从2014到2017年，没有合同，没有订单保证，东阁公司一次次配合，一次次完成加工。
2017年10月，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的核心部件——PMT模块光电倍增管不锈钢支撑结构及保护罩——正式招标。东阁与多家大型集团公司一起参与竞标，最终东阁中标。
2024年10月，全部供货完成。蒋庆林给王元清教授发了一条长微信。王教授回复了6个字：“这是你应得的。”
标准 标杆 标兵
30年的产学研合作，给东阁公司留下了三样特别的东西。
一是标准。阁公司先后参与制定了《不锈钢结构技术规程》《建筑不锈钢焊接管材》《不锈钢结构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等多部国家标准。一家民营企业，把自己的工艺写进了“国标”。
二是标杆。上海陆家嘴金控广场6万平方米的不锈钢米粒纹板幕墙，采用东阁公司自主研发的材料，一举打破德国的技术垄断;全球最大的江门中微子探测器，其直径40米的不锈钢球壳PTM支撑结构，由东阁公司独家制造;上海华润中心、上海浦东美术馆、深圳科技馆(新馆)等顶级地标建筑，同样镌刻着东阁公司的制造印记，已成为行业标杆。
三是标兵。东阁公司与东南大学联合设立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每年都有研究生前往草舍村的工厂开展实验。自2016年起，双方共同发起“全国不锈钢结构技术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
东阁公司拥有专利200多件，获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其他省市奖项30多项。在民营企业中，独此一家。
从“草舍”到“草原”
有人问蒋庆林：一个高中毕业的民营企业老总，是怎么跟那么多大学教授、科研专家打上交道的?
他的回答很朴素：“人家要我做什么实验，我就做;要我加工什么构件，我就加工。不讲价钱，不嫌麻烦。”
在他眼中，产学研不是签协议、挂牌子，而是操作实验、加工试件、反复验证、写进标准……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落细、落地。
人们常用“草莽”来形容那些从底层打拼出来的创业者。蒋庆林觉得这不完全是贬义，他认为草莽有它的生命力，但创业者不能一直停留在“草莽”阶段。
他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不是工厂变大了、产值过亿了，而是“遇到问题知道找谁了”。
草舍村的地名里带着“草”字，蒋庆林从不避讳自己的“草根”出身。正是这个从草舍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靠着手机通讯录里104位专家的名字，把产品送进了国家大科学装置，把生产工艺写进了国家标准。
33家院所，104位专家，这个靠一家一家上门“敲”出来的“科技朋友圈”，让“草舍”里的草，长成了一片茂盛的“草原”。
而这片草原的下面，正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