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 新1
2025年初冬，成都天府软件园。一家从事语音识别的初创公司递交了融资申请。财报数据看起来很糟：前期研发投入巨大，账面处于亏损状态。按常理，银行应该拒绝。但这次不一样。通过成都新推出的创新积分评价体系，这家企业获得了纯信用贷款，年化融资成本仅2.9%2。这不是个例。企业的专利、研发、人才等无形资产终于被纳入金融评价体系，融资成本从全国平均的6%—8%下降至2.5%—3.5%。这背后不是补贴的加码，而是从补贴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
问题的真相
长期以来，科技企业融资难被诊断为“信息不对称”。但一个现象戳穿了这个错误的判断——全国各地初创融资成本基本维持在6%—8%的一致水位。如果真是信息不足或金融供给不足，那么金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融资成本应该最低才对。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东部沿海金融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还是中西部金融供给相对紧张的地区，融资成本基本没差别。
问题的根本不在供给，而在评价系统怎么设计。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型中，财务指标和抵押担保的权重占比通常在70%以上。企业的专利数量、研发投入、核心团队等信息在权重模型中占比极低，无法转化为融资决策信号。3
这形成了悖论：银行知道企业技术先进、成长潜力大，但评价系统依然因为财务数据不理想而拒绝它。初创企业的核心价值源于对未来的预期——技术能否突破、市场是否认可、团队能否执行。但银行评价体系是“向后看”的，通过过去的财务表现来判断。这是典型的“权重结构失配”——银行的评价权重与企业的真实风险来源存在根本错位。
从“看报表”到“看潜力”
认清问题本质后，成都的思路出现了转向：不是增加补贴，而是从权重结构本身进行重塑。
第一步：园区变成信息中介
成都推出的“立园满园”专项金融服务，做的第一件事是激活园区的信息中介功能。3产业园区掌握着银行难以获得的“软信息”——企业的研发进度、团队稳定性、产品市场反应等。成都创新性地建立了“白名单”机制，园区管理者邀请行业专家，对入驻企业进行初步筛选和技术评估。4这相当于在银行决策前将软信息硬化。星思半导体、浩孚科技等优质企业通过园区评审，获得了进入后续融资环节的通行证。
这看似简单的创新，实际上改变了三个环节的信息流向：原本由银行单独承担的识别成本，被分散到园区、专家、银行三个主体，每个主体的成本都大幅下降。
第二步：平台的权重调配
更核心的突破来自创新积分制。这是由四川省科技厅主导、成都作为试点城市推进的系统方案。根据四川省科技厅的计划，到2027年将完成3万家科技型企业的积分评价，推动科技企业贷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5
成都建设的“科创通”服务平台，其核心工作是重构评价指标体系。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对权重结构的根本改写。
传统权重结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指标：财务指标70%、抵押担保20%、其他10%。新的创新积分体系则包括四大类指标：
核心指标：研发费用、高新技术产品收入、营业增长率
主要指标：研究生以上人员占比、净资产利润率
辅助指标：省级以上科技项目、风险投资金额
四川特色：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情况
这套体系的革命性在于——将技术、人才、创新维度的权重大幅提升，对冲了财务权重的过度主导。 初创企业的技术和成长潜力指标被赋予了更接近“平等”甚至“优先”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是动态的、生命周期感知的：初创期企业的技术指标权重更高，成长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权重上升，成熟期企业的财务指标才真正主导。
第三步：金融产品的落地
有了评价体系，关键是让金融机构真正采用。成都的答案是将积分与具体金融产品深度挂钩。
成都银行推出的“科创贷”采用“企业+银行+评估公司”模式，以知识产权为突破口，为轻资产科技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据四川省科技厅统计，“天府科创贷”已为2647家科技型企业放贷216.52亿元，平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30%以上，贷款周期也大幅缩短。6
全周期资本支撑
除了融资评价权重的调整，成都搭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体系。成都高新区已签约组建174只基金，总规模达3553亿元，形成了中西部规模最大的产业基金集群。从早期的资助基金、种子基金，到成长期的天使、创投基金，再到成熟期的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企业在每个阶段都能找到与其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的资本。
2026年1月，成都高新区发布了“双清单”，一份是精选了100个优质拟融资项目的《产业融资需求清单》，另一份是明确各类基金的投资方向的《产业基金投向清单》。两份清单通过线上“资本通”平台和线下路演实现数字化对接，形成了常态化的产融对接机制。7这个设计的关键，将分散的融资信息和资本需求标准化、可视化，企业不必四处奔波，在平台上就能看清自己应该对接哪类资本。本质上是通过信息系统化，降低了交易成本。
制度创新的逻辑
传统补贴政策为何失效？财政贴息能降低融资成本，但无法改变银行的内部评价算法。银行的风险模型依然以财务指标为主导，外部补贴再多也改变不了这种对初创企业的内生性歧视，并且这样的政策还容易形成补贴依赖，无法形成真正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成都的科技金融创新中，我们看到了清晰的范式转变。一是从增量补贴走向结构优化 ，不是简单增加融资供给，而是优化权重结构，使资源精准流向创新企业。二是从信息增加走向权重优化，不是堆砌更多信息，而是改变对信息的权重配置，使软信息真正转化为融资决策。三是从政策补助走向制度创新，不是停留在外部补贴，而是通过制度安排让评价逻辑改变成为内生性、可持续的动力。
这是“组织化确定性”对“市场化不确定性”的替代，通过制度安排让评价逻辑改变成为内生性、可持续的，而非外部补贴驱动的。这一创新具有全国意义，它解决的不是某个地区的特殊问题，而是融资市场的共性结构问题。对于全国的科技金融实践，成都的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融资难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融资供给端”的简单加码，而在“评价体系”的深刻重构。唯有当金融机构的评价权重与企业的真实风险来源实现逻辑对齐，融资市场的结构性失配才能得到真正修正。
注释：
1.唐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农村金融，科技创新。
基金项目：成都市软科学项目：成都市科技金融服务构建体系的创新路径研究（2025-RK00-00179-ZF）
2. 根据成都市科技局2026年1月数据统计
3.成都银行（2023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4.成都高新区财政国资局（2025年10月13日）《“立园满园”助企行动引金融活水》
5.四川省科技厅（2025年3月16日）《四川省科技企业创新积分制工作实施方案》
6.四川日报（2024年12月20日）《以金融活水浇灌科技创新沃土》
7.成都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促局（2026年1月14日）《“双清单”牵线搭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