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冰瑶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驱动一场深刻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形态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机器换人”的技术替代,更是对劳动价值、生产组织方式乃至全球竞争力格局的系统性重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本质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推动发展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其劳动教育的转型已不仅是教育议题,更是关乎产业基础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战略性议题。高校劳动教育必须主动、系统地完成时代转型,从服务传统生产模式,转向为以创新驱动、人才引领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要素支撑。
一、转型的基石:重塑劳动价值,夯实经济发展的人本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深刻理解数智时代的劳动价值与教育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当重复性劳动被自动化,劳动的创造性、战略性、复杂性与协同性价值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与比较优势的来源。高校劳动教育必须以此为指引,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投身“智慧劳动”即投身于驱动创新、孕育新业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实践。这不仅是抵御“技术空心化”与“劳动价值淡化”误区的思想基石,更是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从而为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与人力资本支撑。
二、转型的焦点:跃升教育内容,对接产业升级的素养需求
劳动教育的演进需要与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频共振。其核心在于教育内容必须从主要面向传统生产环节的具象技能培养,向重在培育能够适应并引领智能化、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复合型数智素养”进行战略性跃升。这并非对基础劳动精神的替代,而是在其价值根基上,深度融合数据思维、算法逻辑、人机协同及系统管理等关乎未来价值创造的核心知识结构与能力维度。相应地,教育实施的场域也必然从相对固化的物理空间,拓展至灵活、开放且高度模拟现实的数字孪生环境与虚拟生产系统之中。这一转型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人才培养范式从塑造适应标准化流程的执行者,向培育能够与人工智能协同定义问题、整合资源、驱动创新的智慧型创造者转变。这种以创造性赋能为特征的质变,正是直接回应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提出的系统性、前瞻性要求,为产业升级提供内生性人力资本支撑的关键环节。
三、转型的纵深:深化产教融合,贯通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的通道
当前,我国经济正经历由要素与规模驱动向创新与质量驱动的根本性跃迁,其特征集中体现为产业链智能化重构、价值创造知识密集化以及创新活动快速迭代。这一深刻演变对劳动教育提出了系统性、前瞻性的全新要求,教育体系必须突破封闭循环,实现内容、标准与实践环节同产业技术演进曲线、市场需求动态变化之间的前瞻匹配与动态协同。构建基于“发展共同体”理念的产教融合新机制成为关键,要求高校从单一人才供给方转向与行业企业共同定义未来能力标准、共研知识资源、共担创新过程的战略伙伴。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引入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建设“数字孪生”教学平台等途径,让学生深度融入产业价值创造的真实情境,培养学生引领产业变革的创造力与适应经济发展的战略洞察力。教育与产业的高水平协同缩短了“知识—应用”的周期,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与新兴产业结构动态适配,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四、转型的保障:构建产学研生态,筑牢协同创新的制度根基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构建一套能有效激励各方长期投入、持续创新的制度环境。智慧劳动教育的深度转型,不仅关系到人才培养,更是一场涉及资源配置、产权界定与信号传递的系统性制度创新。在投入与激励层面,需要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与市场的调节功能。政府可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定向补贴等税收与财政工具,有效引导企业将资源投向产教融合关键环节,从而撬动社会资源持续流入。在人才培养与认证模式上,应构建“长周期战略布局”与“短周期敏捷适配”相结合的多层次能力凭证体系: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国家级、实体化新型机构,以前瞻性、建制化方式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需求;同时,将“微专业”打造为响应产业动态、精准校准技能的敏捷化凭证。二者互补,形成既夯实学科基础又紧跟技术迭代的人力资本信号系统,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摩擦与匹配成本。在保障机制上,必须在产教融合的“发展共同体”中预先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配规则,通过清晰的契约框架保护高校知识产出、企业技术投入以及学生创造性贡献。
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主创新的关键交会点,推动高校劳动教育向“智慧劳动”转型,其本质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核心要素——高阶人力资本进行的战略性、前瞻性投资。这要求我们系统推进价值重塑、内容跃升、形式创新与制度保障,形成教育、科技、产业深度互促的良性生态。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