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强调“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因此，在具身智能时代将至之际，主动应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潜在就业风险，及时干预相关心理健康问题，着力提升该群体就业韧性，不仅事关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该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除理论与实务界尚未对具身智能时代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外，在推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过程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与挑战。
一是产业与就业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压力较大。从行业分布来看，具身智能技术更易嵌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在制造、医疗、物流及高端服务业中表现出较高的适配性与渗透率。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在制造业和物流业工作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接近35%。具身智能技术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感知控制与认知计算等多模态系统，对相关行业农民工的知识结构更新与跨域工作能力提升提出明确要求，如数据分析、系统维护、人机协作等方面的能力。显然，大多数农民工所掌握的中低技能多依赖经验积累，在面对具身智能技术的行业渗透时，若自身技能转型无法与产业升级实现同向同行，技能错配问题将给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带来不小挑战。具身智能通过人工身体实现环境感知和自主行动，如人形机器人在建筑、制造、物流等领域的应用，可能替代部分体力劳动岗位，传统农民工依赖的体力型工作面临被自动化设备取代的风险，需转向具备操作复杂设备或人机协作能力的岗位。因此，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强化具身智能渗透对农民工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影响的评估，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
二是“人工智能+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农民工就业岗位供需匹配效率仍需提升。步入具身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与平台算法协同嵌入，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组织逻辑与用工模式，使劳动呈现零散化、碎片化及原子化特征。在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更小工作单元的同时，工作任务的匹配与派发更依赖智能系统支持。这种“微任务化”趋势与平台算法规则协同嵌入相关产业，使得劳动者处于“平台流动—随机接活—自由退出”的非稳定工作状态。东部某地级市近期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该市22.3%的农民工采取短期用工形式就业，20.1%的农民工通过打零工获取劳务报酬。由于缺乏优质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现阶段农民工的就业渠道主要是以熟人群体为基础的“投亲靠友”，择业机会少、随机性大，时常导致用工与求职信息交流不畅，形成企业用工不足与农民工就业困难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具身智能技术逐渐向千行百业全方位渗透，采取非标准用工形式就业的农民工占比可能进一步增加。因此，完善农民工就业促进的服务内容、健全岗位供求信息智能推送机制、优化“人工智能+就业”服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农民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健全，制约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协同共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范围内就业向较高技能水平岗位转移的特征将进一步凸显。同时，具身智能技术对不同产业渗透的不均衡性，会进一步强化高技能岗位供不应求与低技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并存格局。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输出者，而需通过修炼“内功”，转变为基于个人知识、技能、情感水平开展内外协作、应对具身智能冲击的复杂主体。健全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能够深刻改变农民工职业素质结构及技能兑现交付方式，推动该群体就业质效协同提升。然而，某调研信息显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受文化水平、从业经历限制，其工作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完全适应，大部分人希望获得更有效的技能培训；不少人对新业态从业认知较为片面，导致自身在职业定位上难以把握方向，对继续从业缺乏信心，希望增加职业定位和发展相关的培训。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新兴产业区域布局与就业影响评估协同。在新兴产业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进一步拓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
第二，加快建立适应具身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与政策响应机制。及时编制并发布未来就业需求目录，加快具身智能时代新职业标准开发；优化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信息智能推送模式，加强农民工就业信息资源库建设，提升农民工就业供需匹配效率。
第三，加强“人工智能+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建设，持续提升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构建人工智能驱动、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的载体建设体系；鼓励支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职业院校等兴办职业培训集团（联盟），推进农民工培训与就业一体化、数智化转型发展；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该文入选：山东省与环印度洋国家交流合作研究中心（山东省外事研究与发展智库）智库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