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思奇 梁栋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文化抗战与军事抗战、政治抗战交相辉映，共同构建起抵御外侮的立体防线。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人民以笔为枪、以文为盾，通过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多种形式，既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回望80年前的历史，仍能从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启迪当下和未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抗战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为筑牢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复兴提供了深厚滋养，也为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与精神源泉。
文化抗战塑造的中华民族多维形象
文化抗战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多维形象，这些形象相互交织，既表达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存续关头的精神图谱，也沉淀为历史脉络中的文化基因，持续形塑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国际身份。
一是以文化抗争捍卫文明、坚守民族血脉的正义形象。除了军事侵略以外，日本军国主义同步实施文化侵略与奴役政策，在沦陷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杀害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毁灭中国的文化典籍与文物，妄图篡改历史，以达到奴化中国人民、灭绝中华文明的目的。中华民族为文化存续而战，守护的不仅是国土，更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抗争是对精神奴役的彻底反抗，彰显了中华文明永不弯曲的精神脊梁，捍卫了人类正义与文明的底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所言：“当年，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
二是以文化鼎新赓续文脉、激发活力的觉醒。面对日本侵略者毁灭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暴行，中华民族以文化抗战为使命，在战火中坚守中华文明根脉、创新文化表达，这是中华文明在危局中自我革新的生动写照。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传统文艺到抗战文艺，从故宫文物箱上的封条到西南联大油灯下的师生，中华民族不仅守护了文明火种，更使文化传承超越简单的保存行为。中华民族以时代的表达方式结合抗战精神重新诠释中华文化精髓，并升华为推动民族解放与文明进步的强大动能，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坚定了文化自信。这种迸发的文化创造力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绝非简单复制，而是具备在困境中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仍是激励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是以文化互援联结世界、凝聚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形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阔图景中，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各种形式的文化互动，构建起传播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凝聚反法西斯力量的关键纽带。一方面，文化抗战推动红色抗战文化向国际传播，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文化桥梁。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相，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以其“向着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歌声在国外广为传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文艺作品。另一方面，国际友人通过各种文化形式，直接揭露了日军暴行，歌颂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强化了中国抗战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反法西斯叙事。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在中国战地拍摄出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其目的“是用影像记录在日本法西斯侵略下遭受浩劫的中国，获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和帮助”。
文化抗战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路径
在文化抗战的宏大叙事中，中华民族形象既非精英阶层的单向塑造，亦非政治力量的独立塑造，而是多主体通过各路径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共同勾勒出民族形象的鲜明轮廓。
一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文化抗战不只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思想觉醒，更凝聚了广大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以文化为武器，通过自发且集体的文化实践，积极参与民族救亡图存。人民大众既是文化抗战的实践主体，也是中华民族形象最主要的塑造者，将挽救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抗日文化实践。一方面，人民大众把方言、歌谣、绘画等质朴的文化形式改造为抗战武器，将抗战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并参与抗战动员和宣传。另一方面，战时民众教育运动兴起。民众积极参与扫盲学习和抗日文化宣传，使文化抗战深入基层，并通过学习抗战知识、了解民族历史，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不同群体自发成立抗战文化组织和社团，自主策划和开展文化活动，使救亡意识深入到社会的各方面，促使民众在抗日救亡中实现觉醒。
二是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洞察与强烈的使命感，创作出大量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反侵略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抗战中坚不可摧的力量。这些丰富多样的创作成果承载起双重使命：既以振聋发聩的呐喊唤醒民族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精神形象的塑造提供有力支撑。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等小说，通过描绘在战争中的普通民众境遇，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使中华民族形象从历史纵深中凸显出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诗歌以凝练的语言、强烈的情感与韵律节奏描绘山河蒙难之苦与战争创伤，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和抗战意志；诸多音乐家为了激发全民抗战信心、凝聚抗战力量，谱写了大量抗战歌曲，这些歌曲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展现了军民团结、全民抗战的宏大图景，成为鼓舞斗志、凝聚人心、宣传抗战的重要文化载体。当这些抗战文艺作品在今日重现，每一个中国人仍能从这些作品里感受到文化抗战基因的脉动。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文化抗战的工作方向，汇聚起广泛的抗战力量，为文化抗战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合文化力量，倡导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创办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成为传播抗战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阵地。这些刊物不仅及时报道抗战动态、揭露日军暴行，还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与抗战精神的紧密结合。此外，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还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如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将传统民间舞蹈改造为抗战题材剧目，以简洁有力的画面揭露日军暴行、歌颂军民团结；党在延安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培养了大批具有抗战精神的干部与人才，提升了民族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创造力，成功地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文化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文化抗战对当代中华民族形象塑造的启示
当代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上，文化抗战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为塑造当代中国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等形象提供了启示。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民间对外文化交流。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及其文化实践是取得文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当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也应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大力推动民间对外文化交流。相较于官方渠道，民间交流更具温度与弹性，鼓励非政府组织、文化团体、艺术家及普通公民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文旅活动、教育学术、社交媒体等路径，潜移默化地传递当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理念。李子柒的文化视频在国外最大视频平台上收获上亿粉丝，展现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美食制作和手工艺，让全球观众感受到东方生活美学的魅力；在TikTok平台，众多创作者通过展示中国传统服饰、戏曲、武术、文旅等文化内容，唤起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广泛关注，刷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这种人民之间、润物无声的交流，能够有效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与认同，从而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支撑。
二是践行“两创”方针，增强文化软实力。文化抗战之所以有力，在于它成功地将传统的文化符号和价值理念，通过时代化的表达方式，转化为动员人民、激励士气的现代武器。《黄河大合唱》就将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交响乐形式结合，奏出了民族救亡的强音，具体诠释了何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塑造当代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既不能生硬地堆砌传统文化符号，更不能陷入口号式宣传的误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电影、文学、游戏、数字艺术等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表达，要让全世界人民听得懂、看得明白，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能够在国外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用全球通用的科幻语言，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家园情怀与集体主义精神，并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考，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输出。
三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抗战的历史经验表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文化抗战，才形成了方向一致、目标明确的强大文化战斗力。当前，文化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部分西方势力借助文化渗透消解我国主流价值观、歪曲国家形象的企图从未停止。面对复杂多元的意识形态格局与传播环境，能否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话语权，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价值认同与国际形象塑造。在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文化发展方向、彰显中国形象的核心支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抗战不仅是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形象的转折点。它一举洗刷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形象，使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敬佩，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形象构建奠定了基石。
（作者简介：任思奇，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梁栋，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