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闯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在党内具有最高权威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在社会基层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组织。党章对基层组织建设有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从党章视域分析，党的基层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特征。建党初期（1921—1927年），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小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层组织的核心是党支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构成了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新成果。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必须以党章为依据，以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根本路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党章；基层组织；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
一、引言
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执政大厦的“神经末梢”，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战斗力与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组织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对基层组织建设有明确规定，并随着历史演进不断修订和完善。本研究旨在通过党章的视角，揭示党的基层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和演变规律。从二大党章首次提出“三人成组”，到四大确立“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再到新时代党章修正案增写“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章始终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制度导航仪”。
本文以历部党章的修改为视角，归纳总结基层组织的演进历程，总结其中蕴含的经验启示，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永葆党的肌体健康意义重大。
二、建党初期（1921—1927年）：小组制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起初并未明确提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这一概念。这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主要经历了由“组”到“支部”的转变，并且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开始初步确立。[1]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首次以党章形式确立了基层组织的雏形。[2]这一时期的基层组织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其组织形式高度秘密化，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以适应地下斗争与革命动员的迫切需求。二大党章要求党员“严守党的秘密”，且小组需直接接受上级组织指令，凸显在军阀割据与白色恐怖背景下，党组织通过分散化、灵活化的结构保障生存与行动能力的战略考量。
三、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支部建在连上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转型阶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与党内力量的分散化困境，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并于1928年六大党章中正式确立为党的基本制度。[3]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解决了早期党组织与武装力量脱节的问题，更通过层级化的组织网络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基层组织成为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六大党章对支部的职能界定具有鲜明的革命导向。其规定“支部必须与群众密切结合”，要求党员“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4]
四、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三三制”实践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需求，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创造性推行“三三制”政策。“三三制”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 是毛泽东于1940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首次明确提出来的。[5]这一制度既确保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通过吸纳党外进步力量参与政权建设，实现了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双重目标。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提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基层组织“团结各阶层群众”，为“三三制”实践提供了制度依据。[4]在具体操作中，根据地基层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严格遵循“三三制”比例。[5]
五、新中国成立后（1956—1978年）：单位制党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6]1956年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按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将基层党组织与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深度绑定，形成“单位制党建”的独特体系。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党的组织网络嵌入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生产领域，通过“党政合一”的治理结构，实现政治动员、社会管理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统一。单位制党建不仅是党组织覆盖全社会的制度保障，更成为国家政权渗透基层的关键纽带。
六、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多元组织形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多元化趋势，推动基层组织形态从“单位制”向“多元化”转型。这一阶段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十二大党章为起点，明确提出“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成立党组织”，[4]并首次允许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党支部，标志着基层组织突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框架，向非公经济、新兴领域及流动人口覆盖。1992年，十四大党章进一步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了给多元组织形态的探索提供制度空间，要求“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4]
七、新时代（2012至今）：网格化党建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城市化加速、社会流动性增强与治理复杂性上升的挑战，创新性提出并全面推行“网格化党建”模式，将其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建设好党的组织体系这座大厦，要让组织体系的经脉气血畅通起来。[7]十九大党章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为网格化党建提供了制度依据。这一模式以“党建引领、网格覆盖、精细服务”为核心逻辑，通过重构基层治理单元、整合多元主体资源，实现了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深度嵌入与高效动员。
网格化党建的实践基础源于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敏锐回应。随着传统单位制解体与人口流动加剧，城市社区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党组织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组织架构。[8]网格化党建是党对基层组织功能定位的又一次战略性升级。十九大党章强调“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9]赋予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规定将网格化党建从技术性工具上升为制度性安排，要求党组织在资源分配、矛盾调解、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疫情防控中，网格党组织通过“党员包户”“数据追踪”等方式，成为社区防控的中坚力量，充分体现了“平战结合”的治理效能。
网格化党建标志着基层党组织从“管理执行者”向“治理引领者”的转型。相较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多元组织形态”，网格化党建更强调系统性整合与数字化转型，通过组织下沉、技术赋能与群众参与，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网络。[10]这一模式既延续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优势，又创新了数字化时代的治理工具，为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空心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时代网格化党建的探索，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问题导向”的改革方法论。[11]它不仅是基层组织形态的革新，更是党通过制度韧性适应复杂治理环境的生动体现，为全球基层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未来，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入，网格化党建需进一步强化数据驱动、跨界协同与人文关怀，推动基层治理从“高效能”向“高质量”跃升。
八、结语
以党章为视角，梳理建党以来党的基层组织的演变历程后可以清晰发现，从成立之初的五十余名先驱者，到如今汇聚近亿成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书写了政党发展的壮丽史诗。而在这个发展奇迹的背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组织体系的精心设计、不断完善和持续建设。特别是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组织体系愈加严密，基层组织建设提质增效，党的执政根基不断巩固。[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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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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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奉贤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建服务新体系[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09):66.
[11]姜淑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J].党的文献，2016，(06):20-26.
[12]黄志高.党章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历史演进和创新发展[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17(02):109-117.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