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星 于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擎旗者与引领者。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第一个结合”，习近平在深刻总结“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哲学命题。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时代内涵，还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党得以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通过“第二个结合”，党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这种结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同时，它也为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创新思维。这种理论创新不仅为实践提供了新的指导，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来说，“第二个结合”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而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更贴近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还能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人民至上等理念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性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等，这些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通过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文化资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此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聚合力和感召力。这种力量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好地激活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万众一心和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宛如一轮红日拨开了笼罩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阴霾，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命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正式提出。这有力回击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等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指导，但理论不能是空洞的、抽象的，而必须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理论必须紧密地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满足国家的需要，才能在实践中得到真正地实现。反之，如果理论脱离实际，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那么它就无法在实践中得到真正地实现，也无法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下，只有坚持践行“两个结合”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才能更好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是一部充满勇气、智慧与坚持的奋斗史。通过不断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善于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故事、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来解释革命，解决革命实践的重要，既鼓舞人心又促进了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体现在对农民阶级的深刻理解和动员上，以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坚持批判继承中华文化，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探索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如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勤劳节俭等美德。这些价值观的弘扬，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肃清了一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影视剧，坚持破立结合，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指导地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邓小平同志倡导要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邓小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中国特色”的重要论述，正是“第二个结合”思想的生动体现。他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教化的作用。他在参观六尺巷时指出：“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这些真知灼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闪烁着耀眼光芒。这些用典也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超高哲学智慧，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真理与智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实践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有机融合。从辩证思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辩证法思维。这种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内部对立统一规律相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维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二者在追求新事物、新制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奋斗不止、昂扬进取的斗争精神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道路上，用实践证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枝繁叶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儒家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相融相通，都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随着“和为贵”思想的不断丰盈，“和”成为最具中华文化内涵的汉字。中华文化“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深刻影响着今日中国。这种对未来大同社会“和”的追求，不仅激发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精神等，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革命性等相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的传播必须打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烙印，用马克思主义锚定人心、锚定时代。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之“魂脉”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第二个结合”标志着理论自觉的新高度。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文明传承的必然选择，更是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新征程上，我们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守正创新中筑牢文化根基，在交流互鉴中彰显理论优势，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华文明沃土上绽放新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 刘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洋，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