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博宇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大同理想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中国社会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两者虽然共同具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但是两种理想社会在理论本质、实现路径和依靠力量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本质上存在科学与空想的鸿沟，但这并没有否定大同理想所存有的积极因素。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大同理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同理想；社会理想；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大同理想产生于中国的封建小农社会，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进行集团生产的社会，而大同理想主张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大同理想”经过时间的淘洗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并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生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相似，但这种相似无法掩盖两种理想社会所存在的本质差异。
一、理论本质的差异：科学与空想
大同理想起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更多地体现为空想性，因为这种理想缺乏科学理论依据，并未经过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的实践与分析，主要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设想。大同理想最早由儒家界定，《礼记》中描述了一个和谐、有序、美好的社会，后世也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加以丰富，但是大同理想从本质上看是空想性的。大同理想产生于封建社会之上，是由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而构想出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这种设想并没有理论依据，只是认为这样的社会形态是人们所向往的，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所以就单纯地将其设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设想不需要对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和逻辑论证，也不考虑这一设想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的问题，只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出发的简单设想，企图直接超越现实寻求彻底解放，虽然也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缺陷，但只是一种主观上的愿望、一种美好的空想。相反，马克思主义则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对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解，立足于现实与实践，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提出了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
从发展历程中看，因为存在“公天下”与“家天下”的矛盾，所以大同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边缘地带，直到近现代民主主义者才着手将大同理想与西方思想进行结合改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皆蕴含着大同理想的色彩，但是这些构想的核心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基本规律依旧缺乏科学认识，在这些构想之中，他们对大同理想的理解和丰富也只是停留在文学性描述层面，并没有彻底改变其空想性的本质，仅是借用这一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构想的名号，现实的改良或革命明显地具有落后性和不彻底性。共产主义理想则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不断走向现实，列宁等人将共产主义理想推向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对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的、是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存在空想与科学的分野。大同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空想性质的美好愿望，对理想社会的认识只是道德和伦理上的抒发，并没有切实可行的现实依据，共产主义理想则是通过科学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将理想社会变为现实。
二、实现路径的对立：
克己复礼与革命
大同理想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强调“克己复礼”，通过提升个体道德素养来实现社会和谐。大同社会所描述的商品货物不必私藏、社会弱者皆有所养、劳动不必为己等等都是“天下为公”的具体展现，这一理想社会需要通过提高个体的道德素养从而克制自身欲望与邪念，来实现社会的道德自觉，对于个体的约束使得“克己复礼”逐渐成为实现这一道德自觉的根本要求。这种自觉性与能动性正切合了大同社会所要求的道德状态，个体在精神与行为上都实现高度自觉，群体形成了统一的道德价值，“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自然就会在此基础上成型。
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变革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力量。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理论上会发生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取代旧的形态从而解放生产力的运动，而现实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导致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极端尖锐，在《共产党宣言》中，“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当这种起义发生时，资产阶级必然会动用国家手段打压反动力量来维护自身统治，无产者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进行革命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以革命的形式颠覆资本主义框架，推进社会形态向更高一阶变革，这种革命的手段代表了“武器的批判”与个人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三、依靠力量的差异：个体与群体
在实现理想社会的力量来源方面，大同理想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进而形成“公天下”治理模式。事实上，大同理想被纳入了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框架中后，大同理想就发生了形变，“家天下”成为大同社会的总的原则，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蓝图成为封建君主的治世目标，实现大同理想的依靠力量由社会中的自觉个体变成了封建统治者即有道之君。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天下”的初始原则，在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民本思想、君权神授等观念虽然深刻地影响了统治者决策的制定，但其本质上还是独断专行，这些敬民、爱民的思想仅仅作为限制君主决策不合理性的道德因素，并不能产生根本性作用，采纳与否依旧由统治者个人意志决定。无论是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还是封建君主的独断专行，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依靠力量都被集中在了个体身上，这种凭借个人的自主自觉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或变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作用，但个人意志的能动变化必然不能形成稳定且彻底的力量，只寄希望于单独的个体必然无法实现理想社会目标，且容易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无法形成真正的“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切的社会变革最终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完成。资本家将工人剥削殆尽，社会逐渐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在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且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逐渐由自发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明确了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使人类社会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阶段。这种目标的实现依靠的是现实存在的阶级力量，而非个体的自主自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自然而然地淘汰了在政治立场、道德价值上落后的社会个体，基于此所汇聚而成的合力对社会的变革具有彻底性。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群众史观，把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的依靠力量，而根植于封建文化的大同理想在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之后，虽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治世之道，但其本质上依旧存在个体意志的专横，没能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形成统一的合力，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失败也正因如此，个体的不确定性最终致使革命力量分崩离析。
四、大同理想的积极成分
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虽然在本质上有着科学性和空想性的鸿沟，但这并没有否定大同理想的积极作用。大同社会是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构建，其中有着按需分配、天下为公、关系和谐等进步思想，这些意识的出现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存在而具有进步意义。在近代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大同理想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之中，中国本土理想社会的面貌切合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方面，以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想社会蓝图进行比较，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之间产生了浓厚的亲和性。
大同理想作为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社会理想，千百年间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付诸实践，后经近代民主主义者改造融合，大同理想以一种新的状态重新回归并被视为救国之道。大同理想的归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有的积极成分，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早期知识分子借用大同理想来解读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均受到了大同理想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的深入，大同理想的局限性逐渐明晰，空想与科学的鸿沟注定无法让这两种思想等同。虽然大同理想的空想本质并不能让其畅想的社会蓝图变为现实，更无法提供切实的方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实践，但这一理想所构建出的美好生活状态与社会样貌在许多方面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契合。大同理想社会虽然处于物质条件的低级阶段，但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是最为纯洁、朴素的一般性总结。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理想在相同的追求下产生了共鸣，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大同理想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新的生机，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中国人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最完整的状态和实现方案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展现。
结论
大同理想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的思想文化，由于其空想性质，未能提供切实的社会变革方案，但它架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又以本土化的理想社会目标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当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相碰撞时，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实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生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了更加强大的活力，大同理想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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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