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泰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钟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近年来，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以推动西部一流街道建设为牵引，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基层治理举措。石羊街道的有关做法，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街道的发展治理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新城街道如何实现一流基层治理的时代之问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地处城市新经济活力核心区域，道辖14个社区98个小区（院落），驻有企业31200家（驻区办公12033家），在成都市经济发展格局中有一定影响力。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基层治理引领高地、宜居宜业幸福高地，石羊街道正在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石羊新篇章。
从城市形态的维度看，石羊街道属于拆迁安置和新城新区建设比较集中的区域，城市面貌呈现较大的东西差异。从人口结构来看，石羊街道辖区人口基本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的人口规模。由于承接了高新南区大部分产业人口生活服务保障功能，区域人员呈现高学历专业人员多、党政军干部多、境外人员多、拆迁安置及流动人员多的多元结构特点。从历史人文来看，辖区既有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充分的现代化国际化浸润。从经济业态和社会组织架构来看，石羊辖区的新经济形态丰富，两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相比于成都市其他区域，石羊街道辖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多元需求日益凸显，使得石羊不仅较早地遇到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还没有遇到或即将遇到的治理堵点痛点，同样需直面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所面临的各类治理难题。在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数字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如何创新基层党建体制机制，扩大党组织在城市新兴领域的覆盖面，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已成为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迭代升级微网实格
党建引领新型网格治理
围绕党中央赋予高新区的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遵照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的部署，石羊街道提出“1212”建设发展总体思路，突出党建引领，践行“一核四治”与“双线融合”，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西部一流街道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石羊街道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举措，是街道党工委推动西部一流街道建设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基层治理领域，石羊街道始终把系统建设、联动发展和整体治理作为主要方法，进一步升级打造微网实格基层治理体系。具体而言，石羊对标国内高质量先行发展示范区的高标准，结合在地区位优势和自身特色，着力构建新型微网实格基层治理体系，包括梯度化党建服务网、多维化依法治理网和区域化网格联动网，形成“全区域统筹、全方位引领、全领域融合”的党建引领工作格局。
一是密织梯度化的党建服务网络。为了真正弄清楚居民的“刚需”是什么，石羊街道采取了先服务后治理，变“被动治理”为“主动融入”的治理思路。首先，按照街道、片区、社区、网格、院落、楼宇、园区、街区、单位等服务需求梯度化建强党建阵地，实现辖区微网格党小组全覆盖，并扩大两新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覆盖范围。然后，根据企业和居民等不同需求，不断扩充党建阵地的服务功能。在企业聚集的商圈，通过党建阵地凝聚和吸附企业成立商业联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把缝纫、理发、磨刀、钟表修理、亲子活动空间等功能和场所引进来、融进去，打通党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二是打造多维化的基层依法治理网。为解决城市新区普遍面临的法治资源和治理资源悬浮化问题，成都高新区着力推动建设“区级法治中心——街道法治建设办公室——社区法治工作站——社会法治建设点”依法治理网络体系。石羊街道在四维化依法治理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落实落地。具体做法包括：推动法律服务资源实现小区院落、商圈楼宇全覆盖，探索建立社区法律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联动司法行政、人民法院创新服务方式，探索在依法治理站点开通人民调解线上司法确认和服刑人员家属远程探视等服务功能。
三是构建区域化的大网格运行联动网。为克服基层治理碎片化，破解行政条块分割所带来的“治理空白”和“治理过度”两种负效应，石羊街道借鉴了北京朝阳区、广州天河区等先行示范区的“区域化党建”和“最小应急单元”等区域化治理机制，探索构建了区域化的大网格运行联动网，既填补了微网实格运行机制中的治理缝隙，又有效推动了跨部门、跨社区、跨系统、跨领域的全辖区资源整合共享。具体做法是：探索实行街道“大工委制”和社区“大党委制”，积极组建交子商圈、西片区等区域联合党委，在小区集中连片的社区推行“区域党建+小区业委会”，在重点商圈推行“商圈党建+企业联盟”；依托区域化党建，探索划分应急管理、风险排查和多元解纷等区域治理单元，创新区域大网格运行机制。
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的启示
石羊的基层治理创新具有自身特色，同时具有一定的示范推广价值。将石羊的做法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治理创新案例进行比较，它们都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生动实践，完全可以在治理逻辑、方法理念和理路探寻上互通、互进和互鉴。
首先，石羊实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终极治理目标。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势必加剧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容易导致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危机”。如果不能培育出新型治理主体、契合新兴治理需求、塑造新质社会认同，无论在话术上堆砌再多的“形容词”，也难以回应“为谁而治”的治理之问。与其他地区的治理实践类似，“问需于民”是石羊打造宜居环境和营商环境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西部一流街道建设的重要工作理念和方法。因此，理论逻辑上，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诉求，必然是任何一套基层治理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与应有之义。
其次，石羊实践扩大了数字治理的可能性边界。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中国传统治理的一个短板是缺乏数目字管理。由于现代社会的治理客体往往具有复合性、多因性、交错性、联动性等复杂特征，采用技术手段的确可以大幅降低治理的边际成本，从而提升治理者的决策理性。数字技术、指标化测评等治理手段，都属于现代技术治理范畴。不过，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本身不是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且具有形式化和单向性的特征，未必当然满足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需求。石羊街道显然看到了技术治理阀门只掌握在上级手中的局限性，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双向性的技术治理体系。例如，关于社区法律服务评价体系的建设，本质上就是加强社会公众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监督评价作用。此外，在西部一流街道指标体系设计的量化方法中，针对公众的问卷调查也是重要的测评数据来源。如果能够将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嵌入指标测评过程，将进一步丰富技术治理的维度和层次。
最后，石羊实践一定程度破除了科层治理的内卷化。中国传统治理带有明显的科层治理性和顶层设计的特性，这自然是中国之治的一种制度优势。网格化治理就是科层治理的典型表现，这种治理模式虽展现了系统集成性和治理的高度精细化，但科层制本身也有制度性成本，特别是容易产生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委托代理难题。处理不好这一问题，便会影响基层治理信度与效度的自洽。从这个维度观测许多地区的基层治理创新，本质上都属于内卷化的科层治理机制。治理网格越分越细，其治理效果未必水涨船高，有时甚至引起边际成本剧增。和国内一些先行示范区一样，石羊街道也采用了区域化的治理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构建区域大网格、优化微网格运行机制，通过行政网格与治理网格的适度分离，以此打破科层治理的“条块分割”，实现基层治理的“无缝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