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培芳
近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现代化盖是传统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应该锚定信息时代甚至未来社会的现代化。
钱学森晚年，就非常支持当代语境下的科学技术和未来社会问题的研究。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应该超越西方工业时代语境，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构建当代新经济理论体系。
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就是“经世济民”之意，在西方现代语境中，却成了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化的个人利益。结果造成了资本的无尽贪婪和一些人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
经济活动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调整生产资料配置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有人倡导回归农耕时代的生产关系更是倒行逆施！现在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建立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打造更加公平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时代的划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信息时代产生的将是知识中产者为首的扁平化社会。因为土地和耕牛是由地主占有的，工厂和机器是由资本家垄断的，而信息和数据是必须由大众普惠共享的。
几千年的耕织社会，我们的祖先靠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不朽的辉煌成就。进入近现代工业社会以后，中国人的模糊整体论思维不再适应精细化机器生产力时代，以“仁”为核心的，阶层固化的儒家文化必然输给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西方文化。
信息智能革命使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变局，时代车轮必然碾压左右之争和东西之别。模糊整体论和个体还原论哲学都不再适应量子信息时代。而中国文化中的灵性包容和关联协同基因，更有可能引领人类进入公平和效率高度统一的信息社会。
加拿大著名心理学家飞利浦.拉什顿教授研究指出，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圈，长期领先于世界，而即便是工业革命之后，一度落后的东亚社会，也能够在短短的100多年之后，再次实现复兴，就是他们比西方人更懂得协作。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何中国连汽车，工具，手表，甚至圆珠笔芯都造不好，却能在5G网络以及航天、高铁、隧道、高压输电和水利设施等公共工程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我多次讲过，中国工业时代落后，主要卡在两大致命伤，一是材料纯度不够，二是精细加工能力不足。但是，国人在灵巧设计和处理复杂关联事物能力上却独拔头筹。实际上，在美国许多顶尖的科研机构，和重要岗位，都不乏有华人身影。
也许中国整体文化不适应确定性的原子时代，但是却更适应不确定性的量子时代。一旦灵巧设计能力和应对复杂关联事物能力的重要性超过精细化加工能力，中国总体优势将不可阻挡。当前我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证明这种优势正在被激发出来。
回顾250年前，欧洲蒸汽机革命曾经让中国丝绸黯然失色，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电气革命，又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那么当代信息智能革命正在促使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向中国转移。西方有个词汇叫做路径依赖，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隔辈亲，实际上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使然。
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2049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信息生产力是必要条件，深入改革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是更重要的充分条件。
相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一定能摆脱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双重羁绊，构建协同互利的新经济体系。率先找回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让权力不再滥用，资本不再贪婪，社会更加公平，百姓更加幸福。
（作者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