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培芳
“看不见的手”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叫作亚当·斯密悖论。说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的增加了社会福利。也叫做“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或者是“利己之心结出利他之果”。
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并不多，但是这个悖论所表达的思想却渗透了他的全部理论，也被看作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或者“初心”。他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行为，相信市场本身就具备供需平衡和社会平衡的能力。
亚当·斯密生活在小工商业年代，他建立在经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对于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的统治地位，具有重大革命性意义。但是，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完全依靠自发市场实现经济均衡，“具有奇迹般的偶然性”。与其相应的理论工具也已经锈迹斑斑，甚至完全失灵。诺奖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更多发展中国家，完备市场条件都不存在，竞争性均衡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都不存在。”
所以说，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解释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现象，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规则和制度，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矛盾。
20世纪初，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让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应运而生，宏观调控被称为凯恩斯的一只“看得见的手”。
钱德勒在1977年正式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也被称为“第二只看得见的手”。他认为，由于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发展，扩大了厂商的销售范围，让大规模多工序集中化生产变得更有利，大规模集中化生产又推动了机械化和能源的密集利用。钱德勒明确表示：“现代化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经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
美国另一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进一步指出，进入后工业时代，需要由政府集中协调物流、能流和各类产品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现在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远非市场和州一级政府所能解决，必须交给整个国家寻求解决办法。他又说，就像一辆辆汽车塞到一起，个人主义的分散决策肯定是一场噩梦！
“看得见的手”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就是扩大政府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虽然政府也会出错，但是政府拥有私人和市场不同的工具和目标，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经济的集中化和国家化，也带来了行政垄断和利益固化的弊端。比如当时世界最大公司，美国AT&T就把许多顶级科学家圈养在贝尔实验室的旗下，不允许他们用新技术与自己庞大的电话系统竞争。致使参与发明半导体三极管和集成电路的专家，离开贝尔实验室，到美国西海岸创办英特尔集成电路芯片公司。
随着1984年AT&T的解体，一场旨在公共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华盛顿共识模式席卷全球。铁路，公路，通信，供水、供电、供气、教育、医疗，甚至监狱也被要求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全部交给私人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后来各国实践证明，完全市场化的自由主义政策并不成功。1984年政府强行将AT&T一分为八，2000年后又掀起一场公司合并大潮。
电信改革不过是经济改革的一角。可以说，世界经济到目前为止，大多还是在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重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长此以往，资本和权力必然会操弄信息，垄断资源，造成了许多行业的畸形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分裂。与人们的预期越来越远，这完全不适应信息时代对社会扁平化的要求。
本人在2000年出版了《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2016年又出版了《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已经深刻影响到经济理论、分配制度、社会治理乃至人们的哲学思维。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而言，信息经济具有“边际成本为零，外部效益远大于内部效益，信息不守恒可无限复制”等前所未有的新经济特征。信息经济最具备普惠大众的天然条件。
行为经济学和演化博弈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和社会日益透明，精致利己和无私利他这两种极端经济策略都将被一还一报、协同互利策略取代。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将被淡化，以协同共享为标志的社会化企业将成为主流经济模式。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的“看的见的手”，都将被去中心化的社会协同之手挽在一起。官僚支配和资本竞争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必然被社会协同配置方式代替。
几年前，我们建议深入经济改革，应该将企业分为三类：商业性企业（占30%）、公益性企业（占10%）、社会化企业（占60%以上）。并认为提供准公共品的社会化企业，就是协同互利新经济模式的微观基础和落地形式。
社会化企业应该有五个标识，第一，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第二，天然具有社会公共责任；第三，采用低费微利经营模式；第四，享有法定的优惠政策；第五，经过权威机构的评估和认证。
大力发展这种新型社会化企业，才能使我国经济的深入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道路。
（作者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