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奇平
一、问题的提出
（一）数字时代金融抑制的针对性
数字时代的金融抑制与工业时代金融抑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工业时代的金融抑制是与发展不足相联系的，是落后发展方式对先进发展方式的抑制；数字时代的金融抑制则是与发展过度相联系的，是更先进的发展方式对工业化发展方式进行迭代更新的过程。当然，在工业化、数字化两化融合阶段，金融抑制并不等于用数据功能完全取代金融功能，而是数据功能与金融功能的融合过程，是数据功能作用逐渐上升，金融功能作用逐渐下降的过程。金融抑制不是抑制正常的金融本身，而是抑制金融中异化的部分。因此，数字时代的金融抑制的本质在于，以数据先进生产力为手段，通过人的复归，抑制金融异化。
（二）当前金融的配置功能与分配功能失调的主要表现
第一，货币政策失灵。货币政策失灵由许小年首先在2018年提出，指央行放出来的货币不能转化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信贷。背后的问题在于，银行即使有资金，也放不出去，产能过剩，供大于求。实际情况是，中小企业中广泛存有“能够产生足够回报的项目”，一方面银行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有足够回报的企业又贷不到款，以致因资金难铤而走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的服务方向存在系统的而非个别的问题，金融正在因某种原因失去了为实体经济90%以上企业提供信贷的配置功能。第二，金融特殊利益形成。最近一个时期，对于包括恒大在内的房地产商爆雷事件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对执意加杠杆的金融需要进行适当抑制。问题在于，恒大事件不是个别发生的。要反思的不光是房地产，而是金融业。金融业不断出现恶性加杠杆的乱象，直接违背了国家反复强调的房住不炒，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针。金融业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更愿意投向三大（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而不愿投向占实体企业多数的小微。以背离国家利益、实体经济和民生的这种金融资本逆向扩张，才是真正的资本无序扩张。
二、问题的解决：以数据深化部分替代金融深化
（一）数据深化与金融替代
数字时代，数据要素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重心，正从实物形态的资本要素，货币形态的资本要素，转向数据形态的资本要素。数据要素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出现了数据资源之上可带来剩余的数据资产。数据深化是指，第一，对数据资源的利用，深化为数据资产的利用。人们不仅可以把数据当作商品用于消费型使用，而且可以当作资本用于经营性使用。第二，通过数据创新，利用数据流动性，发挥数据资产替代货币资产配置资源的优化作用。
（二）替代力量已经出现：国家在金融之外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另一种选择
人们希望金融业回到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上来，真正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占企业总量90%以上的中小企业服务。但如果出于以钱生钱的特殊利益，不愿接受政策引导怎么办？我们认为，可以对“为杠杆而杠杆”，失去配置功能的空转部分，进行金融抑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来要通过把有效资金转化为有效资产实现，如果金融自我放弃这个功能，信息将替代它发挥作用。数字化最“简单粗暴”的替代方法，就是复用有效资产。数字化生产资料有偿复用解决了长期以来，银行贷款被“恒大们”占用，而中小企业苦苦等不来国家倡导的小微贷的经济难题。数字化的先进生产力，给了中小企业以市场经济方式化解“资金难”的底气。也提供了国家在金融之外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另一种选择。
三、推动数据深化与金融深化的结合与健康发展
（一）吸取金融业教训，加强数字金融风险监管
以数据深化来部分地进行金融抑制，主要是要解决金融异化问题。但数据深化只是技术操作，在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的过程中，也要提前防止数据重蹈金融“华尔街化”的覆辙。当前，一股以金融化手法，借数据交易所的创新，将数据资产当作金融资产炒作的苗头，正在中国风行。其中存在将金融异化机制引入数据要素市场化中的潜在风险。为了更好实现数据深化的本意，应对此加强数字金融风险监管。第一，建议建立“信息-金融”双监管体制。一是通过统筹协调，加强对信息、金融两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引导与监管，克服就金融抓金融带来的货币政策失效问题。对金融特殊利益集团施行系统的金融抑制，发挥数据支持实体经济作用。二是加强对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融合的管理，减少流动性的无效空转。防止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的过度杠杆化。第二，通过监管科技对数字金融实行全链条监控。一是加强信息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穿透式管理，增加调控手段，增强调控能力，建议大力发展监管科技（RegTech）。二是建设基于区块链的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实现多方记账，多方一致，信息共享。加强运行中的风险监控。重点监管脱离供应链的资金活动。第三，建立“实体-金融-信息”三位一体的企业信用机制。一是构建基于智能合约的风控预警机制，加强审计支持。二是鼓励信用征集评价系统创新。三是建立企业信用评价的市场机制。
（二）积极推动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
本文提出金融抑制，并不是出于理论上、政策上非如此不可的原因，如果金融业能够自觉转向为实体经济服务，弱化特殊利益，强化人民利益的方向，就不需要特别进行抑制，而改为比较积极的做法，这就是促进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方向上的问题，例如比特币、区块链创新，表面上是在向数字化的方向转，但骨子里是为加杠杆炒作套现离场服务的。它与真正的数字化，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冲突的那个点在于，数字化的本意是信息对称化，而上述做法的本质是扩大与利用信息不对称，为的是实现利益不对称这个坏心眼。正确的方向，应是从市场规律，而不仅仅是技术可能出发，在寻找“产生足够回报的项目”上，实现金融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数字化的技术，包括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本来是用于降低差异化、多样化成本的，学术上称为范围经济。将这类技术与金融业务结合，应是从德国小微货技术那种倚重金融信息（一般等价信息）降低信用风险的传统方式，转向金融信息与数据信息（非一般等价信息，如产业信息、场景信息）结合以透明化来降低信用与信任风险。如果金融业能从转变生产方式、发展方式高度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从恒大们构陷的假高实低的回报率苦海中解脱出来，进入实体经济真正的高回报蓝海，将得到数字经济和数字生产方式的衷心拥抱。但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学华尔街那一套，成为身在汉营心在曹，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从而不受国家和人民待见的坏人，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必要的金融抑制将无法避免地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