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若琪
摘要：19世纪俄国文学和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多余人”形象作为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等的差异，他们之间又彼此区别。了解刻画“多余人”的文学意义有利于我们掌握相应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
关键词：奥涅金、《沉沦》、“多余人”、对比分析
社会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大部分人都能在网格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发挥自己的价值，但是有一群人，他们处于社会网络最敏感的“交界点”上，由于在时代的洪流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们就只能像一艘艘小船在浪潮中沉浮，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多余人”。随着文学私人化的回归，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人群并将他们作为作品的主角。其中，作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学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对“多余人”的塑造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由于文化根植的土壤不同，两个国家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又分别带有独特的民族烙印。本文将以《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沉沦》两个作品为例，试对比分析中俄“多余人”形象的异同。
一、“多余人”形象的共通之处
“多余人”往往产生在新旧势力的交接时期，这个时候的社会往往孕育改革但还没有摆脱黑暗。由于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的中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期，所以俄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往往染上了相似的“时代忧郁症”，正如鲁迅曾评论该时期的俄国文学：“在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
1、善良的灵魂
中俄“多余人”都具有善良的心地和向上的心灵，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在目睹国家日益颓败、人民生活悲惨后的那种不满、愤世嫉俗。从根本上讲，他们都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并且试图改变社会现状。
奥涅金厌倦了社会上流社会的享乐主义，认为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十二月党人”的热血，他“幻想的天性、与众不同的怪癖、辛辣而冷淡的才气”使他天生就与所处的贵族社会有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和那些纨绔公子比，奥涅金显得更加独立、深沉，比起低级的玩乐，他更渴望可以施展自己的才气和价值。于是他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愈发不满，期待改革的到来，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性。《沉沦》中的“他”身处异乡，由于祖国的落后，他被迫受到排挤和折磨，这种不甘促成了他“总有些反抗意识，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顺从”，游子的哀愁和忧国的悲痛渐渐熔成一团忧愤的火，在他的心里愈烧愈烈，这样渴望变革的思想和奥涅金是相通的。
2、辛酸的挣扎
中俄的“多余人”们可以算作社会改革的先一批觉醒者，但是由于他们游离于时代、找不到自我扎根的土壤，所以他们关于变革的呼喊终究是微弱的，他们的挣扎也终究是心酸且徒劳的。
奥涅金想试着做一些改革的工作，想要“创立一种新的制度”，但是当他的行动被顽固贵族反对时，他并没有迎难而上，而是不了了之；当人们说他是“一个危险的怪物”，由于生性懦弱，纵有不满，他也没有能力和现实生活对抗，最终只能一事无成。《沉沦》中的他也是那样软弱地被迫接受日本人把他称作“支那人”的羞辱，所以将希望寄托在除自己外的人身上，只能反复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渴望改变却无所作为，期待变革却自暴自弃，这些都说明 “多余人”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
二、“多余人”形象的民族性
虽然中俄“多余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身处的社会、浸润的文化不同，他们又各有区别，这证明了“多余人”形象的民族性。“多余人”的民族性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性格体现出来的。从性格上看，奥涅金作为西方“多余人”的代表，性格外向、主动；而《沉沦》中的“他”则内敛、主静。“多余人”性格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文化不同。俄国人性格外向，奥涅金接受了优良的贵族教育，拥有“机智的谈吐”和“高雅的姿态”，他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因此他们面临的矛盾常常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比如奥涅金和达吉亚娜的爱情纠葛，以及和连斯基的友情纠纷。而中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讲究道德教化和自我压抑，因此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往往面临的是自我内心的矛盾。比如《沉沦》中“他”渴望解放个性，但是又想到“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所以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灵与肉的矛盾中自责和悔过。
其次是社会地位。奥涅金出身贵族，衣食无忧，根本无法体会到《沉沦》中的“他”的困顿。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社会无法再像以前奉行“学而优则仕”的法则，他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极大的空虚。而由于阶级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得到好的生活条件时，这些人的性格就会变得更加敏感，自尊。所以我们看到，奥涅金对达吉亚娜的爱情是不屑和怀疑的，而《沉沦》对爱情是自尊而自负的，这都体现了两国文学中“多余人”性格的民族性。
三、中俄“多余人”形象的联系和价值
中俄“多余人”形象并不是全无联系的，中国文学中的很多人物塑造手法都是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借鉴。无论是郁达夫的“零余者”写作，还是诸如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新和《寒夜》中的汪文宣，他们都继承了俄国“多余人”的矛盾和忧郁性格，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进行了发展。纵观整个世界文学史，在各个年代和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多余人”的身影，这似乎证明了“多余人”形象本身就具有充足的社会内涵和生命魅力。他们的出现，正是在每个时代的变革交界，人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剖析。这也证明，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往往在新旧交替中反复摩擦，人们对于进步思想的接受也常常具有缓慢性和斗争性。
四、结语和启示
“多余人”的写作伴随着率真的心理剖析，将文学的重点转移到了人物内心上，所有“多余人”的挣扎，也是社会的挣扎。但是如果多余的人始终没有找到自身的定位，就只能自我消亡，俄国19世纪的“多余人”写作在盛极一时后也最终风平浪静，而中国曾经的“多余人”们，却选择用大胆的反叛去迎接新的生活，比如在爱情中自我升华的莎菲女士、在革命中大胆疏解的高觉慧等等。他们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多余人”们在后期已经找到了人生的航道，他们昂扬的热血也开启了中国文坛的另一个潮流。“多余人”的写作似乎就像记录一段心酸的困顿历史，所有事实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只有自我救赎才是最高的升华，在漂泊中沉沦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参考文献：
[1]孙保国.析“多余人”奥涅金和毕巧林的形象特质[J].开封教育学院院报，2009，（09）
[2]邵庆中.中俄“多余人”之比较.扬州广播电视大学，2002
[3]於孝申，熊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源[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