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毅
罗站长是官方称谓，平时大家都叫他老罗。老罗是我的前同事，我在老家县里的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他和我在同一栋大楼办公，后来我们到了温州“打工锻炼”，又在同一家企业共事七八年之久，就是名副其实的同事了。
我们的“打工锻炼”，与一般意义上的打工不同。一般打工就是打工，挣到钱就是目的。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来打工主要是学习人家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准备回去大显身手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们是“编制保留，级别保留”，打工头两年基本工资照发的。所以，我们比一般打工者多了一份使命，就是对来自同县的基层务工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家乡引进的项目。领导也想得周到，在打工人员密集的地方成立了党团组织，我是驻温州地区团总支书记，老罗是副书记。我们一起召集支委学习，一起走访打工老乡，一起帮助工伤人员维权，还一起发动过为家乡水灾的募捐活动。
老罗天性爱闯敢干，脑筋转得比较快。打工的同时，他尝试过开饭店，事后他说没赚到什么钱，就是想亲口尝尝“苹果是不是甜的”。打工几年后，索性离职不干了，“不是工资不高，不是环境不好，只是不想一辈子打工，我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这是他的“离职宣言”。出去后，他先后开过文化公司、网络公司。我却一直在企业待着。
老罗从企业离职后，各自忙碌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关于他的现状，都是听朋友谈起，偶尔也会在同乡们组织的聚会上匆匆一见。因为人多事多，也只是简单聊上几句，不清楚他的“事业”发展得如何。
直到有一天，县里来了通知，要求某月某日前回去报到，重新安排工作，逾期不回，作自动离职处理。这时我们都已年逾半百，因为诸多原因，我不得不选择了留下，而且为不给组织添麻烦，主动递交了离职申请，从此如断线的风筝，重重地落在异乡的土地上。老罗则听从召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程，从他畅游多年的“海”里回到了体制的“岸”上。真不知道他哪来那种无牵无挂，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的勇气。
老罗回到家乡，先被安排到学校编校报，再调到文化部门编县刊。在全国性的脱贫攻坚突击战中，被派驻乡村冲锋陷阵。而当这一世纪工程告一段落后，他又被派往当年的打工地浙江，负责本县劳务输出人员的协调服务。
重返浙江后，老罗与我同样见面不多。好在有微信，时常从朋友圈中看到，他每天匆匆忙忙，无论风里雨里，不是在帮助老乡处理纠纷，就是在去处理纠纷的路上。我在他的一份总结中看到：“2019年至今，累计为本县外出务工人员处理各类纠纷500多件，进行政策法律咨询数千次，帮助拿回被拖欠工资、工伤赔偿、交通事故赔偿近1000万元。”
据他说，县里财政紧张，给驻外机构的拨付有限，他经常私车公用，开着自家的车奔赴数百里为老乡们解决问题。有时到了饭点，正为讨薪发愁的老乡们一脸无奈，他只好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暂时讨不到薪的老乡有困难，他还给他们支付返程的车费。
我问他，这个站长在行政体系内算什么级别。他说不知道，没问过，给他下的红头文件上也没打个括号注明一下。“都这把年纪了，不计较什么级，不和他人争功利，能尽力帮助到老乡们就好！”
和年轻的时候相比，越发感觉到老罗的低调。我也认同这样的低调，其实我也比以前低调了很多。所以，我要郑重地介绍，这个老罗，这个罗站长，大名罗仕斌，现任贵州省罗甸县驻温州工作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