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孟著
信用贷款是基础性金融资产，是引导银行系统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主渠道。信贷风险是基础性金融风险，是传导实体经济风险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源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我国银行系统陆续向实体经济投放了大量信贷资金。与此同时，随着信贷投放量的持续加大，风险资产(不良贷款)也在与日俱增，为金融风险防控带来巨大压力。进入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努力实现信贷增长和风险防控长期均衡。
信用贷款“超常规”增长后的“隐忧”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央政府出台帮扶政策持续加码、力度空前，地方政府积极有为、协同发力，凝精聚力“六稳”、“六保”。作为经济发展的血脉，银行系统通过向各类市场主体投放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重点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今年上半年，银行系统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增加2.42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从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来看，五大国有银行以52%的贷款增速超额完成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高于40%的增速。截至7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0.8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0.62%。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9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9.2%，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0.43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实施小微企业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银行系统对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累计2.46万亿元实施延期，并提供3.66万亿元再融资支持。由此可见，中小微企业成为信用贷款重点关照的对象。
当然，除了上述刚性指标外，还实施了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包容性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个人履职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等制度安排。可以这样说，新冠疫情以来，我国信用贷款的“超常规”增长，并非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各种“政策”协同发力强力推动的结果。
但信用贷款“超常规”增长的同时，也为金融风险防控带来巨大压力。据银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银行系统不良资产余额达3.6万亿元，不良率为2.1%，创十年来新高。进入后疫情时代，国际国内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企业偿债压力愈来愈大，信贷违约率持续攀高难以避免。8月，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求是》杂志2020年第16期发表的题为《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下简称《郭文》)的文章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郭文》提示，“预计今年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都会出现较大反弹，金融机构的坏账可能大幅增加。2019年银行业新形成2.7万亿元不良贷款，出现疫情‘黑天鹅’后，资产质量加倍劣变不可避免。”《郭文》还特别提醒，“由于金融财务反应存在时滞，目前的资产分类尚未准确反映真实风险，银行即期账面利润具有较大虚增成分，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不良资产将陆续暴露。”
实现信贷增长和风险防控长期均衡
按照市场的逻辑，作为微观金融活动主体的银行系统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并无两样，都是顺周期行为，也即金融活动(主要指信用贷款)的扩张与收缩是与国民经济的繁荣与衰退 “同频共振”的。而作为宏观调控手段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则恰恰相反，属于逆周期行为，也即以逆周期调节为目标。遭遇经济下行风险时，为了遏制经济衰退，金融活动必须与之进行适配性扩张。信用贷款“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推动，即是这种适配性扩张的具体体现形式。正如《郭文》所指出的，“原来的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略高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上半年高出10多个百分点。”
金融和实体经济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若实体经济出现风险，就会通过两者间的连锁联动最终传导至金融系统，进而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种意义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即是有效化解实体经济风险的必要手段，更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因此，既不能因信用贷款的“超常规”增长带来“隐忧”，而放缓信用贷款的“超常规”增长，更不能因“隐忧”是“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无视风险的存在一味追求信用贷款的“超常规”增长。问题的关键是，应在确保信贷增长目标的同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准信贷增长和风险防控的平衡点，努力实现信贷增长和风险防控长期均衡。
很显然，这里的平衡点其实就是动态的信贷风险聚集与缓释的平衡点，换句话说，也就是将银行系统的信贷风险锁定在可控的范围内。实践中，面对信用贷款“超常规”增长后的“隐忧”，银行系统除了采用多种方式补充资本金和提高拨备覆盖率外，还引入了AMC(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渠道。据央行公布的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至6月，不良贷款处置规模合计4463亿元，仅二季度处置就达2917亿元，同比上升13.82%。其中，中国华融收购规模超过800亿元;中国长城收购规模达383.84亿元。银保监会透露，今年全年预计银行业处置3.4万亿元，明年处置力度还会更大。
事实上，上述“标准组合”，与其说是信贷风险缓释解决方案，更不如说是对已经发生的风险资产进行被动处置的无奈之举。该组合的最大特点是，“自备弹药”，有限控制风险存量，无力阻止源头风险聚集。同时，“自备弹药”也是有成本的，如AMC收购不良资产，银行系统要为之付出收购价格低于实际价格的代价。
锻造信贷风险缓释工具“升级版”
目前，我国传统的市场化信贷风险缓释工具并不缺乏，如权证质押、担保、贷款信用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但这些工具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虽能控制信贷风险，但受制条件多、局限性大、“流量”有限，无力肩负信贷增长目标重任。如担保工具，融资规模受担保机构资本规模的限制;又如贷款信用保险(银行系统购买，以贷款本息为保险标的)，保险机构承担信贷风险并承接债务追偿权。该工具虽能解决源头风险控制问题，但无法解决银行系统道德风险和保险机构动力不足(非市场风险)问题;再如贷款保证保险(贷款企业购买，以相应的抵押物价值为保险标的)，保险机构承担信贷风险并通过处置抵押物收回垫付资金。该工具虽能解决保险机构动力不足问题和银行系统道德风险问题，但无法解决保险机构逆向选择问题。
传统信贷风险缓释工具之所以效果不彰，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与信用贷款“政策”推动(非市场因素)这一最大特征较好地匹配起来。因此，进入后疫情时代，应在啮合信用贷款新特征的基础上，锻造信贷风险缓释工具“升级版”。其核心构造是：以“看得见的手”(非市场化工具)牵手“看不见的手”(市场化工具)，用“两只手”将信贷风险阻隔于银行系统之外。“看得见的手”以政府财政担纲主力，以建立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主要形式，目标是管理和对冲非市场风险;“看不见的手”以保险机构担纲主力，以保险机制为信贷风险管理赋能为主要形式，目标是管理和对冲市场风险。
信贷风险缓释工具“升级版”的基本原理是：保险机构为银行系统提供信贷保险，信贷风险由保险机构承担。信贷企业由保险机构和政府共同遴选，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补偿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政策”推动型信贷保险部分)。若保险机构出现经营亏损，则亏损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由保险机构和资金池共同补偿。若信贷企业由政府直接指定，则保险机构放弃补偿责任;若实现盈利，则盈利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由保险机构注入资金池周转使用。
信贷风险缓释工具“升级版”，较之传统的信贷风险，缓释工具除了能够彻底消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外，还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风控水平高。保险机构专司风险管理，风控技术水平高于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确保其对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信贷风险保障。二是风险识别精准。保险机构通过保险资源信息共享，如雇主责任险、财产险、创新失败险和大灾险等，可以大大提升风险识别的精准度(信贷违约与生产经营的安全性与稳健性息息相关)。三是激励相容。保险机构信贷保险保障供给充足，相对更加偏重短期安全性的银行系统来说，更具前瞻性和长远性。
(作者系民建湖南省财政与金融委员会委员、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