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振华 评论员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旨在让新型城镇化替代此前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然而，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仍需防范地方政府肆意举债和进行低效投资。
毋庸置疑，高质量推进城市群建设的建议无懈可击，然而笔者感到忧虑的是，这一建议依然建立在顺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仍然没有放慢，各地依旧可能存在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举动。公开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到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同时，若综合考虑常年活跃在城镇务工的农村人口，以及常态化在城镇就学的农村人口，可以发现，实际城镇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数量至少达到八成，事实上已超过美国、日本、英国等西方国家六至七成的城镇人口。
与之对应的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应对爆发式增长的城镇人口，各城市又不得不在学位、床位、车位等配套上耗费大量资源被动应对，特别是居住问题又可能会让城市房地产业无法“软着陆”。再就是，近10年来我国无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乡镇村医疗建设，乃至新农村综合建设等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且回乡创业、乡村小别墅式安家、追求绿色生活品质等进军乡村的步伐持续提速，乡村新房建设仍马不停蹄。还有，随着农村人口进城创业、就业，势必导致随处可见的乡村空巢式闲置房大面积存在。
审视过往，新型城镇化推进持续消耗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双置业”会对土地资源形成再度消耗，难免会让有限的土地资源白白流失。倘若土地资源被无端浪费，并有各地在城市和乡村“双轮驱动”的资源浪费式投入，在资源的浪费过程中势必威胁到耕地红线政策底线，势必会减少流向实体经济的资源投入，不仅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而且有限的资源可能从实体经济中被挤出，难免会引发经济运行压力加大带来的不良后果。
回头来看，我国的国情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城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且这些国家的城镇化主要依靠农业农村大面积机械化作业的推广来实现。一方面，我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单纯依靠机械化作业无法延续;另一方面，我国有近一半的耕地面积分布在丘陵地区，一味地推广全机械化作业显得不够现实，如果农村人口全面进城，对粮食、蔬菜的种植和食物类动物的养殖必然造成影响。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唯有牢牢把准已有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考虑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激活乡村的闲置资源、如何让城乡联动与资源共享良性运行、如何从人类可持续绿色生存上谋定百年大计和千秋伟业等，才是民生民本民意民情民心之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