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初夏的一天，我陪两岁的小外孙女在小区里荡秋千，身边不时跑过一个个七八岁大的孩童，手里拿着集声光电于一体的时尚玩具，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动漫人物名。虽然玩耍的东西不同，但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我却依稀看见了自己幼时的影子。多么希望时光似一扇门，只要我愿意，轻轻一推就可以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辽西小山村，回到那个我和小伙伴迟迟不愿回家的傍晚……
我的童年时代，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拾柴、割猪草。那时，我唯一的玩伴就是大我一岁的堂哥。帮家里干活之余，我们常用捡来的砖头、石子和小树枝一起盖房子，用破烂的陶瓷瓦罐过家家。在父辈满脸愁容的日子里，我和堂哥穿着几乎不能遮体的旧衣，上山抓蚂蚱、爬树掏鸟蛋、雪天套野兔、晴夜数星星，玩得不亦乐乎。兄弟在一起时的开心，是在玉米地里偷吃的甜秸秆，是在生产队里偷挖的小地瓜，是在秋天里一起吃的烤毛豆……
上学后，我们分在同一个班。我俩在学习、劳动方面相互较劲，我是学习委员，他是劳动委员。堂哥比我早熟，认为学会一门手艺，将来可以养家糊口。渐渐地，他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立志要做个优秀的木匠。那时，班里哪个书桌晃荡了、凳子腿掉了，他都二话不说，拿来工具很快就会修好，而我则心甘情愿地给他打“下手”。
记忆中，童年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和堂哥跑到十里外去看电影。为了看这场电影，我和堂哥策划了好几天。那天中午一过，我带上两块母亲贴好的玉米饼子，堂哥则拿一个装满水的军绿色水壶，我们如同出征的小战士，神采奕奕地出发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十里路不算短。也不记得走了多久，直到兜里的饼子全部进了我们的小肚瓜、水壶见了底。终于，我们在电影开场前赶到了。我俩爬上一堵残破的砖墙，坐在墙头兴致勃勃地看了人生中第一场黑白电影。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那晚播放的电影是《地道战》，却忘记了是如何走回家的，只是隐约记得我和瘦弱的堂哥一路相互搀扶着、相互鼓励着坚持走回了家。
当年，堂哥的大姐嫁到邻县当了工人。有一年寒假，他从大姐家带回来一副当时很少见的扑克牌，还没稀罕够，就被一个青年买走了。于是心灵手巧的他就想起来自制扑克牌。他找来废纸，涂上高粱面糨糊，一层一层粘起来做成纸壳，在上下两面粘上白纸当封面，剪成扑克大小，这样“底牌”就做成了；接着，他用桃木刻成红桃、黑桃、方块、梅花模子，用红色和黑色墨汁做染料，按照扑克牌排列顺序印上颜色，在“大小王”上画上精美的花鸟虫鱼图案；最后，他用木头或秸秆内瓤做成数字和“J”“Q”“K”，粘到做好的牌上。这样，一副扑克牌就算制作完了。堂哥这副自制的扑克牌大受小伙伴欢迎，找他玩的小伙伴逐渐多起来，我这个玩伴就被冷落到了一边。
受到冷落的我不甘示弱，专心经营起家庭副业，饲养的家兔又肥又壮。经过多次与母亲“讨价还价”，秋后我用卖家兔的钱买了一副军棋。自从我买了军棋，堂哥也不玩扑克牌了，一有时间就往我家跑，和我玩上几局。有时，两人为了胜负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欢而散，可用不上多久他又来找我玩。为了方便下棋，堂哥这个半拉木匠还做了他的处女作——一个小方桌。从此，我家西屋炕上的小方桌就成了我们的“战场”，一有时间我俩就杀两盘。
在那个年代我们必须劳动，但好玩的天性一有机会就能得到释放。每天放学后，我和堂哥不是割柴火，就是挖猪菜，干完这些农活才有一点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电，天一黑我们就得“散局”回家，只能明天再玩，于是我们最盼望寒暑假的雨雪天，可以尽情玩个够。
记得有一年春天，刚下过春雨，堂哥找我去挖猪菜，恰巧遇见地里长出好多豆芽菜。我们顾不上泥泞，进去忘我地拔了满满一筐豆芽菜。可想而知，我俩身上溅满了泥水，鞋袜也都湿透了。我俩拎着鞋子回到我家，把鞋子扔进灶膛，点上柴火开始烘烤。鞋基本烤干时，堂哥本可以穿上回家了，可他非要再杀几盘。两个人玩得兴起，哪还记得灶膛里的鞋，等闻到烧焦味的时候，鞋已经被烧坏了。那晚，堂哥没有逃脱大娘的狠揍，可他心里想的却是研究好棋法，和我改日再战……
“姥爷，姥爷！”小外孙女的叫声把我从回忆里喊了回来。在我年近六十的年纪，想起那些童年往事，既温暖，又感慨。突然很想念我那许久不见的堂哥，想念和他一起玩过的军棋，想念他做的那张小方桌，想念那些有他陪伴的童年时光……
（吴国民 辽宁喀左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