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成为趋势，世界各国、国内各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更高水平。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区域合作，成为提升综合竞争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已进入区域经济加速融合、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快的关键时期。能否融入区域一体化，通过合作取得优势，在融合中借势发展，对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企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四川与东北同处著名的胡焕庸曲线（也称中华对角线）上，有天人合一，南北相通的韵味。在东北的川商具有独特的优势。“川商”为四川商人的简称，主要包括土生土长企业家，也包括走出四川的四川企业家，在四川创业的外地企业家；作为华夏大地上地缘性极为特殊的商人群体，川商历经了千年的兴衰起落。川商本质是“蜀商”，蜀“野蚕”，虫也，乃丝绸的创造者；“川”为水，岷江乃中华文化源头之一。蜀中虫，在家是虫，在外是龙，走出门外才有出路！盆地是练功场（道场），外面是舞台。四川盆地有1049条河流，川商饱含“水”文化。东北人的特点：“虎”！耐寒、豪爽、耿直、讲诚信、重朋友、讲义气、强悍易怒、节奏慢、脾气大。东北商人是“虎”文化的载体。
四川商人与东北商人的结合就是“水虎”，这是水文化与虎文化的结合。水虎【shuǐ hǔ]】是中国和日本传说中的魔神，日语すいこ ,罗马字 Suiko 。水虎具有巨大魔力，处事温和，但不能惹怒。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说水虎是食人鱼。据本草纲目记载，水虎是居住在湖北省的河流中的妖怪，外表看起来类似3、4岁的儿童，但是身体却覆盖着连弓箭也无法射穿的坚硬鳞片，通常都是全身潜入水中，只露出很像虎爪的膝盖在水面上。东北的川商是“水”“虎”文化的“化合物”，而不是“混合物”，结合过程有光、热、新物质产生，有不同于四川和东北的特点，具有杂交优势。东北的川商是四川与东北的非线性组合，能产生1+1>2效应,或者是1+1=2+δx， 这里δx>0，就是大于零。因此，东北川商是北上发展的探索者、先行者和推动者，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再创时代辉煌。
［第一部分］
区域合作的内涵及形式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
区域合作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区际循环，形成一种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国际角度看，是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从一国范围看，则是指一个地区的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一般来说，区域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拓展到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区域合作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含义：
1、区域合作是一个完整系统。区域合作不是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随意关联、简单合并，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各个要素的协同配合、综合作用，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结构和功能分工的有机结合体。
2、区域合作是一个演化过程。区域合作是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各要素之间在关联互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由无序到有序、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总体演化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渐进的、有序的发展过程。
3、区域合作是一种竞合行为。区域合作是一种区域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的共同行为，是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以现有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为基础，以其内部城市间、产业间的动态网络关系及层次性递进为运行方式，能给区域内各成员带来利益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既具有内在必然性，又具有开放性，彼此之间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4、区域合作是一种协作机制。区域合作基于互补和共享，以多元主体和异质要素的存在为前提，会增进多元主体和各种异质要素的交往和联系，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自组织力量，是组织系统高度有序的、用于开发和配置资源的一种机制，表现为区域之间物资、资本、技术、人力、信息、服务等资源要素不断集聚、配置和整合过程。
5、区域合作是一种发展模式。区域合作是一种能够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推动经济高效运转、缩小区域差距、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关系、优化区域布局，乃至重新定位区域功能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突破了现存区域关系格局，能够形成为区域的整体绩效带来实质性功效的系统合力。
6、区域合作是一种新的理念。科学发展观为区域合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不以牺牲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和谐共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突破，赢得了前两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现，随后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我国逐步走向地区普遍繁荣、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之路。
（二）区域合作的形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内区域合作实践得到广泛发展，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合作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目标以及影响因素，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从经济合作的特征看，可以分为城市集群互补型合作、开放型异质性合作、内向竞争型合作、浅度竞争型合作、浅度互补型合作、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从合作的主体作用看，有政府主导合作和企业主导合作；从合作关系的结构看，有产权型合作、联盟型合作和松散型合作；从合作形成的空间结构看，有圈层辐射开放合作和轴带合作；从合作的服务性核心内容看，有贸易性合作和品牌服务性合作；从合作双方的互补关系看， 有资源互补型合作、优势互补型合作和产品互补型合作。还有以特大城市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大都市经济圈合作，如：长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 环渤海经济圈等。另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形成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东西部区域合作，流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工业园区的合作模式、宁夏华西村的合作模式等都属于这种合作模式；省际毗邻地区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弱弱联合开发模式、强弱资源及资金技术互补合作模式、强强技术互补协作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九种模式：
１、城市集群互补型合作。长三角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集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贸易、物流、金融等多项功能为一体，是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和机械装备制造工业基地，最大的外向型经济综合体，也是重要的科研、教育和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基地。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表现为各地政府联合推进区域协调机制的形成、培育区域共同市场和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梯度、构建以主要设施建设为基础的现代化区域网络交通和通信体系。
２、开放型异质性合作。珠三角目前有三个概念，广东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目前，广东珠三角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高度外向的轻纺加工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粤港澳大珠江三角洲”经济综合体的直接腹地，以及拉动珠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龙头。广东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模式与其区位优势和发展历程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与粤港“前店后厂”式合作、通过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构筑经济一体化的新平台、区域内产业结构梯度层次有待提高、东中西部联动合作，是一种互补性强的异质性合作。
３、内向竞争型合作。京津冀被称为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引擎，是我国北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和工业密集区。京津冀区域合作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小，表现出明显的内向型特征。近年来，京津冀合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在交通构建、产业转移、市场开放等方面的合作有了大幅进步，对外的辐射力强化。
４、浅度竞争型合作。其典型代表为东北地区。在东部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同时，东北地区各省也有自己的区域合作。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市场意识相对薄弱，区域内市场分割、各自为政和地方保护主义，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而言更为严重，这些因素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域合作，造成区域内部缺乏明显的产业分工，低水平竞争，资源浪费。近几年来，东北地区的区域内部经济协调得到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所加快。
５、浅度互补型合作。典型代表是中部地区，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能源原材料和制造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近几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合作有新起色：一是以旅游业为契机，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合作。如中部6省在2005年商定联合打造名城之旅、红色之旅、长江之旅等旅游品牌；二是中部六省发挥区位优势，共同发展。中部区域的生产力和城市空间布局总体上形成了两大经济带，即沿京广铁路轴线构成一个南北走向的纵向经济带，沿长江轴线构成一个东西走向的横向经济带。
６、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相对东部和中部而言，“三农”问题相当突出，基础设施落后仍然是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生态环境局部改善，但是整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完全扭转；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环境和自然的约束严重，市场化程度不高，缺乏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是西部发展面临的问题。从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配置情况看，西部与东部以及中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很大。目前，道路运输区域合作、旅游合作是西部各省区进行合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７、大城市中心辐射带动型合作。成渝经济区是其典型代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与辐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往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己经逐渐被城市群或城市圈之间的竞争所取代。西部地区仅有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包含重庆、成都，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相似，将这两大中心城市整合成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并驾齐驱的中国第四增长极，对西部崛起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８、东中西互补型合作。以环渤海经济区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将我国划分为七大经济区，即东北地区、环渤海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和东南部分省区、西北地区。在七大经济区的划分中，京、津、冀、晋、鲁被划入了环渤海区域，而辽宁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入环渤海区域，一部分划入东北地区。这一划分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环渤海经济圈位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带，由辽东半岛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和山东半岛经济区三大板块构成，为此，环渤海区域应加强各省市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联合与协作，大力实施环渤海经济圈整体开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挥促进南北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９、市级行政区域型合作。以广州与佛山城市合作为例。在珠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广佛是核心，两地关系重在共建和互补，这就需要突破行政界限的羁绊，走出认识误区，通过沟通两地交通和生活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建设，真正让人们享受到一体化带来的便利和舒适，佛山市区位优势独特，产业特征明显，待开发土地面积大，而广州市人地矛盾突出，经济转型任务繁重，需重组生产力布局，两市都有联合的内在需求，优势互补、利益一致，广佛都市圈与香港一深圳经济区域形成两极，相互辐射、相互影响。
(三)区域合作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是指令性计划主导，垂直关系高度强化，横向联系十分微弱，部门经济和地区经济长期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运行，全国范围内合理的分工合作格局迟迟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国家区域管理体制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决定了我国区域合作的格局和走向，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1年，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合作，实施效率优先、东部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1979年国务院提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十六字方针，各地区开始转变追求独立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的传统思维与战略，寻求地区之间的协作。1981年，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由京、津、冀、晋、蒙组成)。自此，中国区域合作的范围开始扩大，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西南五省六方经济协作会、西北五省经济协作联席会、中南五省二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等也相继成立。从“六五”到“八五”横向经济联合一统天下，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陕北、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区规划，同时进一步推动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京津唐地区、西南“四省(区)五方”地区等全国一级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以省会城市和一批口岸与交通要道城市为中心的二级经济区网络；发展以省辖市为中心的三级经济区网络。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地区、城市与企业之间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合作纷纷涌现，1987年，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到100多个，地域分布也打破了以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基本上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中西部地区也开始积极开展区域合作。此阶段的突出特征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特色；以弥补制度缺陷，打破地区分割为主要目标；区域合作与区域冲突并存；区域合作的规范性较为低下。
２、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9年，政府与市场双重力量推动的区域合作进程。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体制变革和制度突破的全新阶段，其核心是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时期国家在政策导向上侧重于动员经济发达地区协助经济落后地区脱贫和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峡库区移民的对口支援。在继续倡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同时，还提出要全面推动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重点发动和组织东部与西部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尤其是对重点地带的产业转移和技术经济扩散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阶段国家计委还组织有关力量对长江沿江地区、东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和华南地区、环渤海等地区进行了统一规划。这一阶段区域经济合作突出重围，逐步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包括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以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为主的东南沿海经济区，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亚欧大陆桥和京九等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此阶段的突出特征为：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合作组织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导型转变；区域合作以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战略为主要目标；区域合作开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区域整合趋势明显；区域合作步入规范化时代。
３、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全方位、多层次、国际性的区域合作格局开始形成。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快速推进，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基本形成了区域互动的良性循环。“十五”计划中指出要促进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增创新优势，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为了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要打破行政分割，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十一五”规划明确，对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此阶段的突出特征为：区域经济合作中市场作用增强；以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国际性的区域合作格局开始形成；立足于主体功能区的合作加快发展；城市经济圈和区域经济带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主体。
（四）区域合作的基本格局
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区域合作越来越紧密，其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规模不断增大。多足鼎立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全面铺开，区域合作逐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 。目前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东中西互动四大区域合作发展新格局。
１、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使分工协作、互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呈现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态势。
２、中部地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以中部地区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市场潜力大等优势，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将为中部崛起打造新引擎。
３、西部地区：以成渝地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龙头的西部区域经济，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
４、东北地区：振兴东北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重振雄风。
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的种种“壁垒”正在被打破，市场分割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区域互动机制的完善逐步得以解决，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随着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经济资源的整合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五）区域合作发展趋势
区域合作已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区域合作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走适度非均衡发展之路，转移、合作、融合、一体化成为发展方向，呈现以下四大趋势：
１、区域一体化不断加快，大城市圈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区域化已经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且呈加速发展趋势。我国主体功能区的提出，要求对不同功能区的政府采取不同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往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评价方式将得到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行政区划的经济限制，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未来区域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主导区域甚至全国经济发展格局。大城市圈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并将成为最具活力和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系。我国未来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城市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胶东半岛、沈(阳)大(连)、武汉周边、渝蓉等大城市圈。这些大城市圈将成为我国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以及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集聚地。它们的形成将有力促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２、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格局。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协作范围的扩大，扩大市场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是加强地区合作的内在要求。各个区域之间形成的彼此不同的比较优势，辅之以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会有利于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格局，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增强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动。未来10年到20年，全国由南到北有望形成由珠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和大东北经济区构成的“四带一区”的经济协作基本格局。四条连接东西部的经济增长轴线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将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同时，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泛长江三角地区和京津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和合作也将进一步加速。
３、区域合作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带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随着区内产业链分工的不断强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点发展区转移，尤其是向地域相邻的地区转移，以垂直的产业链分工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优先发展地区与重点发展区的物流和要素流动。以长三角为例，目前部分优势产业需要升级，原有的传统产业需要转移，表明了长三角的扩散效应已经发挥作用，急需一个更大的经济腹地，能够为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市场，并且，长三角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有雄厚的民间资本，已经显现出资本外溢的趋势。而安徽、江西等中部省份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源，并且具备相应的交通条件，在地域文化上也比较接近，也利于双方开展区域合作。
４、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些新型的产业分工出现。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的跨地区转移，是发达地区保持竞争力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共同发展同一个产品，但是产业链的阶段不一样，以长江三角洲发展为例，按照产业链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就是，公司总部、运营中心在上海，一般的加工制造分布在周边，零部件在其他地区，也就是说，产业发展在空间上是分离的，最后因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集中在大城市，会形成一些区域管理控制中心。长期看，这样的模式会牵引跨地区产业转移加快，跨区域产业转移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将成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资本、部分产业、部分产业的高端环节(比如研发、营销和公司总部等)也将进一步由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也将进一步加强。
［第二部分］
东北及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一）有利条件
１、区位突出：地缘优势明显
东北经济区前有沿海沿边地带，后有辽阔的腹地，位于欧亚大陆桥的东段，地处北太平洋西缘，是环太平洋地带的重要环节；还因为与哈大铁路干线相接，可通过满洲里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成为连接欧、亚、美三大洲的“大陆桥”枢纽，是亚洲太平洋各国通向欧洲的陆上捷径。
环渤海地区面对朝鲜半岛，东临日本，北临蒙古、俄罗斯，坐落东北亚，辐射亚太经济区，既是我国北方内陆及三北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天然结合部，又是通向亚太地区和走向世界的出海口。
2、交通便捷：海陆空发达
东北及环渤海经济区拥有大小港口50多个，形成了一个港口群落，一些现代化的港口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贸往来，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40％以上。铁路、公路网的密度在国内首屈一指，有民航机场13个，其中大型国际机场５座，以北京为中心的通讯干线连接全国及世界各地。
3、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
东北地区国土资源丰富，有广阔的宜农平原、宜林山地、宜牧草原、宜渔海洋及内陆水面。世界闻名的黑土带就分布在东北大平原上，其中，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松辽平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全区域内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7%，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7，其中玉米产量占全国的1/3，商品粮产量占全国的1/3。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的森林面积占全国的1/2，林木蓄积量居全国之首，为全国最重要的林业基地。矿产资源石油、油母页岩、菱镁矿、石墨、沙金、玉石等的储量居全国首位。铁矿石储量占全国储量的1/4，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全国储量的一半以上，煤炭储量占全国储量的1/10，有色金属矿和各种非金属矿也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
环渤海地区属资源型经济区域，渤海总面积达7.7万平方公里，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素有“天然鱼池”之称。海陆油田连成一片，原油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3％；全国四大海盐产区有三个在环渤海地区，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4、工业雄厚：工业体系完整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现已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体、轻纺等工业协调发展的、门类众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钢铁、石化、汽车、机械装备、建材基地。其中，原油占全国的2/5，汽车占全国的1/4，造船占全国的1/3，钢铁占全国的1/8，大型火电设备占全国的43%，水电设备占全国的59%。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具有大量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企业，技术装备先进，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集中，知识人才密集，仅京津两地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东北地区的主导产业。
5、城市发达：骨干城市群实力强
这一地区城市规模大，经济实力强；城市密集度大，分布较为均衡，在全国是领先的。大中城市多，特别是拥有较多各有特点的大中城市，城市类型比较齐全，重工业城市较多，还有综合型的中心城市、资源型的专业城市、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和旅游观光的文化城市。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特别是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石家庄、长春、哈尔滨、唐山、秦皇岛、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太原等城市为骨干的城市群的作用更为突出，是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
（二）合作机遇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川商跨区域合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今世界有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设立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销往全世界。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些相邻国家、相邻地区采取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措施。面对熊熊而来的全球化之火，唯有联合，才能应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放眼未来，川商积极投身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广阔的空间。
2、东北及环渤海经济跨区域合作将是走向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呼声中，东北亚区域合作也不绝于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依托地缘和人缘优势，中国将成为东北亚合作的主导者。东北亚合作，东北及环渤海地区既是中心又是前沿。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与合作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东北亚合作也是推进东北及环渤海合作的重大机遇。
3、一系列区域经济刺激政策，东北及环渤海区域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一是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九条）。201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分析当前东北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推进东北发展的相关工作，并明确指出，要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自身优势，做强装备制造业，抓住高铁、核电、特高压等重大项目建设契机，促进技术、产品创新，推动“东北装备”走向世界。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实施对当地中小企业的一系列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利用多方位、多领域、多产业的发展手段，将东北工业产业链发展和延伸，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弥补过去生产和运营过程中的不足，将会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宝。
二是加快“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建设。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经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意味着京津冀三省市已经成为“政策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等7点要求。7月底，国家发改委多位官员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首都经济圈一体化规划正在编制，将尽快出台。近期，有消息表示，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将由一个总规划、一个交通规划和一个环保规划组成，目前已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即将上报国务院，获批后对外公布。
三是加快环渤海经济区开放开发。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而在更早的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至今已28年。到2013年，市长联席会议已经召开了16届。国家层面的环渤海经济区规划正在进行中。“等京津冀规划出台之后，马上继续环渤海的规划。”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如是表示。
4、四川与东北及环渤海区域存在梯度错位空间，合作潜力大。我省的发展与区域内其他省区市存在比较明显的错位空间，产业结构存在互补性，这对我省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机遇。特别是京津两地人才储备足、科技实力雄厚，高新技术产业集中，第三产业发达。而这些方面正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融入环渤海区域，借助区域合作指导政策，我们可利用其科技优势实现自身的升级发展。
5、敢打敢拼的川商和抱团发展的合作理念是跨区域合作的持久动力。千百年来，川商曾开辟了茶马古道，发明了全球第一张纸币“交子”，创建了全国最繁华的盐都，更是缔造了富甲天下的财富神话，创造了无比灿烂的辉煌！今天的川商善闯敢拼，具有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争先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不甘平庸、做大做强的奋进精神，富而不奢、回报社会的奉献精神。目前，仅在天津发展的200多家川籍企业，总投资额已达600多亿元，投资项目50多个，主要分布在建筑、劳务、科技、信息、建材、餐饮等多个领域。
（三）面临困难
1、体制机制导致合作滞缓。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加之相互独立的财政核算体系和干部考评机制，使得区域内的产权、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流转不畅，大而全的特点比较明显。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及其衍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是开展经济合作的体制性障碍。
2、行政分割导致协作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经济运行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由于地方行政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很深，生产要素流动行政导向、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使该地区的行政区际关系与市场性区际关系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矛盾，在很多方面，这种行政性的区际经济关系往往掩藏和削弱了市场性的区际关系，使该区域经济许多内在的天然联系被割断，缺乏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没有从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集合成一个整体参与竞争。
3、地方利益导致过度竞争。依附于行政区划背后的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以GDP为主导的干部考核制度等体制，使经济运行带有一定的地方利益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建设、资源大战、贸易壁垒等现象。在招商引资上，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省际和城市间缺乏协调，存在不良竞争。在外贸进出口上又竞相压价，导致过度竞争，由此损害区域整体利益。
4、经济发展战略趋同导致经济同构。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趋同，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分工合作没有形成，产业低水平重复，如机械、石油化工、冶金、建材、服装、食品等行业，各省市区都有，彼此又不配套，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产业结构趋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都以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为主，互补性相对较差，区域内企业开展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
5、产业链条短导致产业集群效益差。该区域是资源富集的地区，但多数以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原字号”产品输出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产品相对较少；产业链条较短，不能在大企业周边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也就使得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动力不足，经济活力不够。
6、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导致政策偏差。针对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进行联合协作所制定的政策，大多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难免缺乏长期性和远见性，有些政策还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一些政策虽然制定了，但执行起来很难，特别是涉及财税和金融部门的政策。另外，社会权益保障和服务方面的政策不配套，给合作带来一定难度。
［第三部分］
川商跨区域合作的
总体构想和应对措施
（一）总体构思
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利用国家重视并加快东北及环渤海区域发展的契机，充分考虑区域内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的内在联系，发挥川商自身比较优势，以优势互补、经济纽带、市场运作、要素流动为要点，以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公共服务为重点，积极对接融入东北及环渤海区域合作，加强川商通过东北及环渤海区域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间的互联互通。
（二）应对措施
1、构建合作机制。建议成立川商东北及环渤海地区跨合作发展协调机构，以省政府驻该区域办事处和四川商会为主体，主要研究确定区域合作发展的主要目标，商定区域合作的战略重点，协调制定落实各方政策，研究提出合作意见和建议，深入开展联络和沟通相关合作事宜，汇集合作进展情况，推进合作工作。
2、突出合作重点。一是突出加强政府和企业在发展理念、经验做法和政策措施等软实力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推进合作与交流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互相借鉴发展理念和思路，促进经济发展经验、做法和政策措施的合作与交流。二是突出开展政府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为企业合作创造条件。从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到工商、质监、海关、检验检疫、应急管理等领域，着力构建制度对接、交通网络、产业合作、科研服务、金融支撑、组织管理等服务管理平台，形成多方面参与、深层次合作的工作格局。三是突出开展重大区域战略实施的合作与交流。
3、强化区域特点。一是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强现代物流合作，进一步完善绿色农产品物流通道和基地建设；着力加强金融合作，鼓励金融企业设立分支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创新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加大重点领域的联合攻关，实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大力推动服务外包合作，加大双边商贸、旅游合作。二是以现代产业发展为重点，推进跨区域合作。以提升区域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加强与天津滨海新区等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合作；以能源开发利用为重点，积极参与内蒙古电力、煤炭、天然气、新能源等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开发双方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合作开发风能等清洁能源；加大与山西在煤炭深加工、煤炭装备制造及煤层气等方面合作。三是加强农业、旅游合作，等等。
4、注重关键环节。一是强化制造业合作。以主导产业为基础，拉长产业链，细化分工合作，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素质和效益，完善制造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工业信息化进程。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研发、创新水平。二是强化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资源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大力实施资源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相关企业尽快与山西、内蒙古等资源能源大省加强合作，共同形成建设一批资源能源综合利用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大力合作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5、加强政策引导。国家正在研究编制环渤海经济合作发展规划，并对环渤海经济合作作出国家战略安排，出台推动环渤海区域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一系列扶持区域合作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结合川商实际，全面研究对接。重点要进一步加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合作发展支撑条件。进一步深化产业分工，形成互补互促发展新格局；进一步优化合作发展环境，建立公平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深化社会事业合作，大力推动区域和谐社会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建立区域优良生态环境。
（本文系李后强教授2014年8月8日在东北及环渤海川商跨区域合作座谈会上的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