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承章
广州和上海分属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文化区的中心都市，在历史上交往甚多。
来广州谋生，要融入社会过语言关很重要，由操吴侬软语到说粤语，对“新移民”来说，简直比学外语还难。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出版物、音像之类可资借鉴，全凭记忆或死记硬背，大有“鸡同鸭讲”之趣。对有职业者来说，均因工作需要不得不“临老学吹打”，硬着头皮学，本人就是属这一类型，也可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我在学粤语时用沪语、俄语、英语作注脚，典型的“中国特色”，因讲得唔咸唔淡，不仅广州人，连上海人都听不懂，我并不气馁，也因此在研究所同事里获“老广东”之雅号，尽管努力，但直到现在仍是“沪式粤语”，好多次上电台、电视台，听众反映是“唔知噏乜”，真正体验到“乡音无改鬓毛衰”。
还有最难的一关是日常生活，粤沪生活习惯确有很大区别，一是粤人爱吃“生”的、清蒸的，上海人则对诸如什么红烧肉、红烧鸡之类，一定要熟透，无论参加宴会或朋友聚餐什么的，一见带红丝的鸡、鱼之类则“赧然而退”。当时广州有鱼生粥之类，一般上海人不敢碰，认为有腥味。上海人一般不吃猪、鸡内脏之类，见广州人吃得津津有味则退避三舍。上海人最不解的是，粤人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样样敢吃。吃蛇更是“毛骨悚然”，当时桨栏路有“蛇王满”，那次广州人请我去，无奈心存怕忌，只好割爱，多数上海人也不敢吃。至于饭前喝老火靓汤，或饭后饮汤，也是后来慢慢才习惯。“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新移民”当然要入乡随俗，广州人的饮食习惯慢慢为上海人所接受，有的还可炒番两味，有的还成了茶楼常客，觉得饮茶别有一番人生乐趣，以证明是“广州人”，心底里不能不折服“食在广州”之美誉决非虚言，亲身感受到广州的美食。有意思的是，有的还多多少少学会做广州菜来招呼客人，常在饭桌出现“沪粤合璧”的有趣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上海人互相会有不同方式的来往，逢年过节小聚，炒番两味家乡菜温旧情，其至还有人提议成立“上海同乡会”，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气候，有“结社”之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后没人再提。在小聚时常谈家常、工作、生活，我的一位乡里见我快30岁了还是单身，于心不忍，在她热情介绍下，我与一位在广州制药厂工作的东莞籍女子成婚。
在我单身时时常有人请饮、饮茶，完全没有地域概念的隔膜，感到在异乡的温暖。我的家乡观念很重，在单身时每年必回家探亲，由于当时广州轻工业产品欠丰富，故一般老广托我带风雪帽、皮鞋、奶糖之类东西，念与老广之友情，从不拒绝，有时多到要自费托运行李，感到回报一下是人之常情，十分应该。
我妹夫祖籍是番禺人，出生在上海，一直没机会来广州，可当他们夫妻俩来过一次广州后，即迷恋上广州，称广州城市美、气候好、公园大(上海没有像越秀山那样的自然公园)，可供游玩的地方多，一到广州则不亦乐乎。见我住地不小，一来就住上几个月，看来是我这个“广州人”“带携”了他们，上海与广州本来就是亲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