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环境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它是由两大引擎推动的，一是开放驱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在世界史上都是开放和市场化的时期，或者叫经济全球化时期；二是创新驱动。从全球来讲，重要战略机遇期都有着世界性的一些重大科技革命。
■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当前的环境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它是由两大引擎推动的，一是开放驱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在世界史上都是开放和市场化的时期，或者叫经济全球化时期；二是创新驱动。从全球来讲，重要战略机遇期都有着世界性的一些重大科技革命。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它是有益于对外开放的，我们要把握全球带来的机遇。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确实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战略挑战期，这两大引擎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我们研究发现，这两大引擎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开放和市场化。开放驱动从全球化角度看现在确实有TPP，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通过TPP，通过各种方式正在为全球的贸易和投资制定新规则，即我们发现开放驱动这台发动机从2009年以后正在发生新变化，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欧盟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在这方面我们会发现更多地还是促进了一些国家之间在创新驱动转型中间的一些挑战，也包括欧盟解决它的空心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撤资。现在距离第三次工业革命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也就是说，在2009年全球危机以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战略挑战期。从现阶段来看，就是要把握战略机遇，尽管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可能比过去30年大很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确实要在对外开放有一些新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现在从国内的发展来讲，现在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前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前30年的模式现在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调整。前30年对外开放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出口和招商引资所发挥的作用，会不会在未来30年发生一些重大战略上、体制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呢？我相信一定会，原因非常简单。前30年成功发挥了出口带动经济、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作用，从目前看它是一个小国模式，很难支撑我们未来30年的发展。因此，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角度来看，前30年依靠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外向型的模式恐怕要画句号了，要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新一轮中国发展的形势下可能要探索和支撑未来30年发展的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也就是说，未来30年对全面提高开放经济水平的这一套探索，应当支撑未来30年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
第三个问题，新一轮改革开放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新一轮改革开放或者是下一步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能不能像当年应对WTO那样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间加入动力，使我们的体制机制能够发生深刻的变化？WTO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狼”来了，当时做决策是把加入WTO应对“狼”冲击所采取的变化作为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战略部署。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即新一轮的“狼”来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TPP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方面由WTO国际通行接轨转向新一轮改革开放，是否能够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政策接轨？我们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体制机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新的动力能不能做到？以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对接，它的要求就是下一步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中加强法制建设，尽力与这种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相匹配。另外一方面是要走向规范。前30年改革开放讲得最多的是转型，未来30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说得最多的应该是走向规范。下一轮改革开放从模式来看，前30年改革对外开放中的“两条腿”走路模式即两种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应该如何转型。
代工模式能不能从前30年国际分工的末端走向前端，能否从低端的制造代工走向中高端的研发，这是个大问题。这个代工模式能够把700万大学生带上研发代工的主战场。因为从研发的角度来讲，全球的研发资源高度地集中在美日欧。越国际化的研发技术越有难度，怎么打破这个框架？就是要把我们的研发中心、培训中心设在美日欧，然后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人才、最新的信息引入国内，让700多名大学生上主战场，转化为支撑我们未来30年转型创新战略的动力，提供应用型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型的研发成果。
另外，自主制造能不能从前30年的低端走向品牌的制造。在开放型经济当中，“两条腿”走路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下一步怎么转，二是参与国际差异化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这部分下一步怎么转化。从30年引进来的角度看，2005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FDI从成本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也就是说，外商来中国过去靠的是农民工，现在靠的是市场。同时，也出现外商愿意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并且扩大在中国销售份额等现象。外商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外向型模式下一步转向能够实现公平、非歧视性的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2008年我们完成了两税合一，但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和歧视性政策。下一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也就是怎么能够适应引进来所带来的结构和战略性新变化，以此来调整下一步体制机制。
在走出去方面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开放度，美国和日本的外贸依存度都是30%左右，而中国去年外贸依存度是50%，德国也是50%。美国和日本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为什么它的外贸依存度低呢？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和日本已经完成了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和全球服务的生产体系建设。2012年我国上半年对外金融资产已将近万亿美金，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只占8%，因此下一步也就是如何把我们前30年积累的将近万亿美金的资产管好用好，能够把未来30年中国制造通过各种方式变成全球制造，利用全球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发展我们未来30年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走出去”这部分怎么探索出新的模式？现在开发银行在探索新的模式，用其对外投资不多的前期费用完成120多个国家的规划，通过规划对120个国家的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然后把一些好的项目带到国内来招商引资。国内的企业参与到这些项目的投资以后，开行把它的金融服务跟上，这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发展一个新的模式。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针对中国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从战术层面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已经从传统的贸易摩擦转向国内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改革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型经济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下一步如何能在体制机制上探索支撑未来30年的新模式，对我们下一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贸易趋于平衡，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但从目前来看，刀锋上平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何能使我们的国际收支状况和贸易收支状况在一个可持续发展水平上来防范和抵御未来国际收支有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下一步研究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确实存在几个结构性难题，加工贸易的顺差和一般贸易的逆差两个并存的局面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境外将出现一些长期结构性的风险。当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开放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不会再出现像2011年8、9月份那样，全球唱衰中国，会出现比2011年大得多的资本外流？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各种矛盾的累加有可能产生我们预见不到的困难，开放型经济的风险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都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