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恐怕还是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穷途末路的论断一定会变成现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晏智杰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如何认识这场危机的根源及其教训，如何反思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发展的道路，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了吗？
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这次危机再次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他们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持续1/4世纪的繁荣，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夹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于是新自由主义乘势而起，而这次危机又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可见危机的根源同以往一样，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本身，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有什么改良和发展的余地，它已是穷途末路，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根除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立即或即将寿终正寝的预言和论断，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初就出现了，并一直伴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演变和发展，至今不曾终止；每当资本主义遭遇重大危机，这种论断尤其响亮和富于吸引力。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19世纪中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之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著名论断。进入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遭遇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苏联领袖斯大林断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只能使它陷入更深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论断的革命和批判精神远高于其实际意义。现在，当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恐怕还是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穷途末路的论断一定会变成现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这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
危机吗？
另有一种观点倾向于以为，这次危机仍然属于周期性危机，它与以往危机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便可安然度过。可是，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并恢复重建之后的1/4世纪（1948年—1973年），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繁荣发展之中，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当然也没有所谓经济周期性循环。后来发生的危机，也主要同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相关，也不具有什么周期性特点，这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传统理论已不能反映战后历史变迁的真实历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不过它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涉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比例。就是说，虚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脱离和越出了实体经济所需要和所能容纳的限度，以致引发了危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它描绘和反映了这次危机的表现和形式，但它未能揭示其本质。因为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即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一对基本比例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的性质与其说是结构性的，不如说是功能性的，因为这种失衡同市场和国家相关功能是否得到正常发挥紧密相关。
危机根源：
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
我以为，如果说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根源，如凯恩斯所说，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那么，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也不例外，仍然是缘于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功能性危机。只是这次有效需求不足在一段时间内被虚拟的过度需求所掩盖，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催生这种过度膨胀的内在动力是投机资本的无限贪婪，而其形成和扩大的外部条件则是金融当局监管的缺失。这种需求当然不会是实际的或有效的，它所造成的繁荣也不会是真实的和持久的，而必定是虚假的和短暂的。泡沫总是要破裂的，一旦破裂，立即显示出实际的或有效需求的不足，终于酿成不可避免的危机，甚至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能否摆脱危机，就看它能否压缩虚拟需求和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恢复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的正常功能了。人们看到，美国等国家采取的各项反危机措施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一方面，如奥巴马签署“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致力于保护消费者、解决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业遵循同一套规则，使他们以价格和质量来竞争，而不是技巧和陷阱，从而杜绝滋生虚拟需求的温床；另一方面，通过迄今已经采取的三次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3），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意在增加和刺激实际的和有效的需求。这一切说明，这次危机的教训不在于其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在于其基本经济关系的失衡，而造成这次失衡的罪魁祸首则是华尔街的贪婪和监管者的失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这是对其监管失误责任的最好注解。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至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四个多世纪，其经济体制先后历经了几次历史性转折，先是大约两个世纪的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随后便是历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经济自由主义，最后便是二战以来近70年之久的新国家干预主义，这个干预主义在实践上始于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总统施行的“新政”，其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撑则是凯恩斯主义。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虽使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并为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然而没有过多久，这些旨在拒绝国家干预、倡导完全自由竞争的学说和政策实践即告失败。这次危机从反面再次证明，离开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节的有机结合，势必导致经济失衡甚至危机，有理由相信，两者有机结合必将是克服危机、恢复稳定增长的有效体制。总之，资本主义还远没有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还有办法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