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梓
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伦敦成立不久，便将其扩展的市场瞄准中国，在中国开始投资建烟厂，销售卷烟，尔后逐年扩大。
英美烟草在华展开的营销攻略，无其不用，实在堪称世界营销史上的绝笔：它先是利用外交高压政策为企业争取各种优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签署的“庆亲王条约”，条约里英美烟草公司说：“香烟虽然是用烟丝做的，但本质上已经不是烟丝了，就如同棉布和纱的区别，不能按照纱收税，所以香烟不应该缴纳烟丝的出口税。”在这个条约之下，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所承担的税率大大降低，不及中国烟丝铺子的1/10。
民国之后，英美烟草雇佣了沈昆三作为首席买办。沈昆三的祖父是清朝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父亲是民国的贵州省省长沈瑜卿，拥有雄厚的人脉资源。也正是在沈昆三的活动之下，英美烟草在华销售一直拥有减税等各项优惠政策。
在争取到在华销售的优惠政策之后，英美烟草公司又开启了烟草文化的宣传。香烟小姐、月份牌、剧场开场前的宣传、各种试吸活动、在香烟里夹带抽奖……英美烟草在中国靠强大的资本优势，铺建了严密的营销网络，各级销售组织深入中国穷乡僻壤，“北至俄边，西至藏界”。民国时一份调查中说：许多乡村中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但很少地方没有不知道“大英牌”香烟的。在城市营销中，英美烟草几乎垄断了所有电影院的香烟销售，尤其重视在花街的烟摊铺设。
正是在英美烟草强大的营销之下，和机器生产的烟草的进入，不仅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习俗，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在此之前，中国农民的劳作，仅为满足衣食之需。而明清时期从美洲传入的近30种作物中，唯有烟草，是纯粹为满足人的嗜好而生产的。
大机器时代的烟瘾
由于卷烟外形工整，便于携带，符合都市人交际的要求，因此，香烟很快成为一种摩登的选择。民国时，除香烟外，雪茄也传入中国并流行，成为绅士烟的一种。烟价之中，以雪茄最高，英美香烟次之，国产香烟又次之，旱烟最贱。雪茄的中文名字，据说还是徐志摩取的。
民国时各种名人的传记，时常可见嗜烟者。如国画大师齐白石，青年时跟师傅学雕花木时就学会了吸水烟，随身带一只用水牛角制作的烟盒，并在盒上刻一幅精致的“太白醉酒”图，视为随身之宝。
抗战爆发，中国烟草供应量不足，一下子人人无烟可抽。梁实秋曾记录：“常言道，烟酒不分家，抽烟的人总是桌上放一罐烟，客来则敬烟，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可是到了抗战时期，这情形稍有改变。在后方，物资艰难，只有特殊人物才能从怀里掏出“幸运”、“骆驼”、“三五”、“毛利斯”在侪辈面前炫耀一番。饶是烟质不美，瘾君子还是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且通常是人各一包深藏在衣袋里面，不愿人知是何品牌，要吸时便伸手入袋，暗中摸索，然后“突”的抽出一支，点燃之后自得其乐。一罐烟放在桌上任人取吸的场面不可复见。
在烟草的吸食方面，从清朝至民国，再至现代，有一个特别的特征，那就是：虽然中国的男性吸烟者数量在不断上升，但女性吸烟者数量却没有明显增长。到现代，中国有将近六成的男性吸烟，是历史的最高点，而女性则不到4%，这个数字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所下降。
舶来品的本土化
1949年后，外国烟长期远离了中国。在封闭的环境和数量众多的消费者培育下，中国烟草最终完成了彻底的本土化。
新中国的数任领导者，都是香烟的嗜好者，尤其是毛泽东，几乎烟不离手。记者曾经拍到无数他手中夹着香烟的镜头，在国庆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与外国政要握手、接见红卫兵代表、各种会议发言时、游泳完毕上岸后、和子女谈话、让画家画像……
毛泽东曾尝过云南、四川、广东、天津等多个地方生产的香烟，在最后医生强迫其戒烟后，四川还想办法生产了一种雪茄给他，因为雪茄容易控制一天的吸入量。
在高峰期，全国各地各省，只要符合烟草种植条件的，均发展烟草种植，最多时有29个省有烟草种植，至烟草改革起步时仍有22个省种植。但是，云贵川一带的种植优势很明显。烟草其实本身是一种山地作物，在世界上只有在南北回归线附近的区域适合种植，而云贵高原的土壤酸度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及津巴布韦等国相似，所以种植出来的烟草品质也高。在控烟的大框架下，北方及江南平原已经不再将烟草列入重点发展的经济作物，烟草生产逐步向西南集中，而烟草品牌也越来越集中于几个大厂。
改革初期，国外香烟，尤其是美国香烟借助刚刚打开的国门又卷土重来，走私香烟曾经成为一股堵不住的风潮。但进入90年代后，中国烟厂的香烟又重新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国产高档香烟因其在工艺和技术上的改进，品质大多超过国外品牌，加之数十年养成的口味，已经使得大多数烟民习惯了中国烤烟型香烟的味道。
从明朝传入中国，到如今的3.5亿烟民，一种美洲植物就这样在漫长的历史中悄无声息地影响了国人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