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同寿 罗仕湘
用当下的视角去钩沉国酒近一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或能令后世读史者体会，一个伟大品牌诞生的种种不易。
20世纪30年代以后，茅台生产厂家已十分关注自身的品牌，商标已经成为生产与销售过程中关键点。
早前，各作坊盛酒的器皿都是紫陶灌，以斤为单位，商标通用红底黑字木刻印刷。或加注烧房名称，写上“回沙茅酒”，或添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商品流行语，再以猪尿泡作封口。
待到茅台酒畅销四境，订购日增，各厂家开始在产品包装上狠下功夫，大口陶瓶变成了釉陶小口酒瓶，造型美观尚在其次，商标的精致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用纸改为当时价格昂贵的道林纸，印刷由木刻变成了石印，单色变成了白底蓝字双色，除瓶身正背两面，瓶口亦加封标。正面的麦穗加“回沙茅酒”四字，证明该酒系纯粮精加工而成，背面则用文字说明采用的为杨柳湾天然泉水，精致工艺酿造。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贵州工商业带来了一次突发性繁荣的机遇。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重心西移，一大批沿海工商企业、学校、机关迁入贵州省境，设备和资金大量涌入，省内交通也因战时的需要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省内商业的兴旺与人口的增多，重庆作为陪都的战时中心地位，都促成了市场对茅台酒需求的增长。
虽然当时的贵州省政府出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曾于1943年颁布《禁止酿酒训令》，严禁用稻谷、苞谷、食米酿酒。但由于有旺盛的市场支撑，茅台酒的生产与销售依旧十分红火。
抗战期间，为争夺客户茅台各烧房纷纷以省城贵阳为中心，使出自己的促销绝招。“恒兴”为与“成义”竞争，先后在贵阳设立三个办事处，并在报章刊载广告，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成义”则凭借老字号优势，针锋相对与之相抗，宣传其产品“窖老酒醇”。“荣和”将销售重点放在重庆，却又不放弃贵阳市场，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保持省城的客户。
这一时期的茅台酒生产，可谓达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极盛。“成义烧房”1944年遭遇火灾，灾后酒窖不减反增，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8个，产量更提高到21000公斤。“恒兴”、“荣和”未受灾的两家烧房，产量更分别达到32500公斤与7000公斤。
抗战结束后，赖氏正式将“恒兴”生产的茅台酒定名为“赖茅”。此时，三家茅台酒生产厂家的竞争更趋激烈。赖氏在上海设立永兴公司，将上海、重庆、汉口、广州、长沙作为销售基地，年销售量逾万公斤。华氏除在上述各地展开竞争推销，并让文通书局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兼营酒业。王氏的“荣和烧房”则继续将重庆、贵阳作为重点，以“稻香村”号专营自己的茅酒产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茅台酒开始销往香港等地，首先在香港试销的是恒兴生产的“赖茅”，但开始时数量有限，以后市场打开，销量才逐渐增加。
“无酒不茅台”的年代，既叫响了茅台酒品牌，也引发了竞争中的无序。归属于不同资本的厂家都以正宗茅台酒自居，消费者无法区分，只得以老板姓氏冠于前，呼之为“赖茅”、“华茅”、“王茅”。广告宣传则大家都集在一处，均刊于《仁声月刊》，以相同格式刊出，都冠以“真正茅台酒”字样。而造假与仿制之风也于此时刮起，不唯本省有”金茅”、“丁茅”一类产品，外省亦有人出重金到茅台聘请酒师，酿造仿制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国营茅台酒厂组建，这种乱象才得以改变。
时间转瞬即逝。2010年的上海已然成为中国最热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此举办。
贵州茅台再次亮相于世博会。与昔日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局促不同，这次露面高调而自信：上海世博会唯一的白酒类高级赞助商；精心设计的茅台世博纪念酒广受追捧；装饰华丽的茅台专卖店占据了世博会最中心的位置。
从巴拿马博览会走进20世纪上半叶，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再到今日，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今天，我们用当下的视角去钩沉国酒近一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或能令后世读史者体会一个伟大品牌诞生的种种不易。
（本文选自《独步酒林 茅台酒历史正义》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连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