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润林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而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就业观念的深刻转变，越来越多劳动者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相比，灵活就业在收入水平、工作时间、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表明，灵活就业者普遍面临收入水平较低、工作时间较长、职业晋升通道有限等问题，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劳动溢价能力。当前，灵活就业质量正逐步改善，数字游民、在线教育等更多高技术性岗位的出现，正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其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距。
一、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异分析
基于数据库中3414份劳动者样本的分析发现，灵活就业者的平均收入显著低于传统就业者，差距约为10.7%，这一结论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户籍等多种干扰因素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收入层次的劳动者受各类因素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对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细分研究结果如下。性别差距整体存在：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且这一收入差距在灵活就业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年龄的影响截然不同：传统就业者的收入随年龄增长稳步提高，这一趋势在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中更为突出；但灵活就业者的收入难以随工作经验积累而增长，年龄带来的人力资本优势并不明显。教育回报差异明显：传统就业中，教育对各收入层次劳动者均有稳定的收入提升作用；而灵活就业的教育回报主要体现在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户籍影响作用较明显：户籍对传统就业者的收入影响在各收入层次普遍存在；而对灵活就业者，户籍主要影响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对中间收入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数字经济的普惠作用较明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类劳动者均有积极的收入提升作用，无论是传统就业还是灵活就业，无论是低收入群体还是高收入群体，都能从电商等新经济模式中获益。
二、影响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收入差异的原因
1.年龄的影响
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传统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年龄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收入水平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增长逐步回落，这一规律与人力资本理论中“能力积累—峰值—衰退”的预期相符，但在具体年龄阶段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性。青年阶段：灵活就业者往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服务频次来获得更高收入，充分体现出“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特点，但在性别、技能、工作强度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收入水平仍普遍低于传统就业者，且收入稳定性更差。中年阶段：两类就业的收入差距最为突出。传统就业者随年龄增长收入持续提高，而灵活就业者却难以积累类似的“经验回报”；此时，教育水平和互联网技能对中年劳动者的收入提升作用最为明显。老年阶段：两种就业方式的收入差异不再明显，整体收入水平均呈现回落态势。户籍限制对传统就业的老年群体仍有一定影响，非本地户籍老年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对更低，但这一因素对灵活就业者的影响较小，老年灵活就业者更依赖自身技能和市场需求获取收入。
整体来看，传统就业的收入轨迹更为平稳，呈现出随年龄增长和教育提升稳步增长的特征，收入保障体系更为完善；灵活就业则更依赖即时性的劳动投入，中年后的收入保障相对薄弱，抗风险能力不足。因此，增强灵活就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完善其收入保障机制，是改善劳动者职业生涯整体收入质量的关键所在。
2.行业视角下的收入差异
不同行业的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者，其收入决定因素存在明显差异，教育、技能、制度、数字经济等因素在不同行业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一，教育回报因行业和就业形态而异：传统就业中，教育水平对制造业、服务业等主要行业均有稳定的收入提升作用；但在灵活就业领域，教育回报普遍不显著，这可能源于灵活就业者的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学历优势难以直接转化为收入溢价。其二，数字技能成为新的竞争力：熟练使用互联网在部分行业中显示出重要的增收作用，尤其对灵活就业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劳动者，以及传统就业的流通服务类人员，这表明数字素养正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三，户籍制度的影响呈现行业分化：在传统就业行业中，尤其是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户籍限制仍一定程度存在。由于户籍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非本地户籍劳动者常面临较低收入和较差就业机会，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社会服务岗位上，户籍限制尤为明显；而在灵活就业领域，尽管户籍影响仍存在于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但作用已逐渐弱化。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灵活就业者收入与工作时间紧密相关，建筑业则表现出鲜明的“多劳多得”特征，收入模式灵活但易受市场波动和工作强度影响。其四，数字经济的行业赋能效果不同：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传统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明显，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改善了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模式，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对灵活就业者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主要集中在建筑和批发零售行业——建筑业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优化了项目调度和工人配置效率，批发零售业则借助电商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让灵活就业者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市场资源，拓展了收入来源。
总的来说，户籍对收入的限制在传统就业行业仍然较为显著，但灵活就业领域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收入模式和就业机会更趋灵活多样。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行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户籍限制正逐步弱化，灵活就业者在部分行业中的收入水平与发展机会正变得更加平等。
3.不同地区对两类就业者收入的影响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灵活就业和传统就业群体的收入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深刻体现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市场竞争环境、政策扶持力度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就业群体收入水平的深远影响。对于灵活就业者而言，收入水平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在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城市，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水平显著较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成熟，市场环境活跃，信息技术、文化创意、共享经济、跨境电商等新兴行业和业态不断涌现，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大量高附加值、高报酬的就业机会。例如，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自由设计师、线上教师、远程办公人员等灵活就业者能够通过网络轻松接入更广泛的市场，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与之相对，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产业升级步伐较慢，传统资源型、重工业占比较大，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就业机会有限且质量不高，灵活就业者难以在较低的市场需求和有限的就业机会中获得高收入，收入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地区。
对于传统就业者来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对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在东部地区，成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稳定的就业环境为传统就业群体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保障和完善的福利体系。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东部地区的传统行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为劳动者提供较为可观的收入水平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传统就业者收入也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这一良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政府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手段，有效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为当地劳动者创造了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了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然而，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转型仍在艰难推进中，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等多重压力。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推进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转型速度较慢，产业竞争力不足，导致传统就业者的收入增长相对滞后，与东部、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3414份劳动者样本进行深度分析，探讨了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的收入差异。结果表明，两类就业群体在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在不同年龄、行业和地区的劳动者中表现尤为突出。收入稳定性与影响因素不同：传统就业者的收入路径更稳定，主要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业经验等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影响，依赖固定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收入增长与职业生涯积累密切相关，呈现“按劳分配”的稳定增长特征；灵活就业者收入波动较大，易受市场需求变化、行业发展、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影响，多处于非固定雇佣状态，收入依赖工作量和市场需求，体现“多劳多得”特点，虽可能获得短期高收益，但缺乏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和劳动权益，长期收入不稳定性较强，在经济下行期或市场萎缩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群体特征与场景差异显著：从群体来看，年轻人和低技能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灵活就业，高龄和高技能劳动者更倾向于传统就业；从行业来看，灵活就业在互联网、外卖、快递等行业尤为集中，这些行业收入波动性较大；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灵活就业者收入普遍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市场需求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偏低。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强化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灵活就业者享有基本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为其提供必要的职业安全保障和法律支持，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其次，营造公平就业环境：打破就业市场中的户籍、性别等壁垒，消除各类就业歧视，确保灵活就业者与传统就业者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最后，实施差异化区域就业促进策略：因地制宜优化产业政策，经济欠发达地区应重点鼓励创建高质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完善当地市场环境与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经济发达地区则需进一步规范灵活就业市场秩序，强化权益保障与技能培训，推动灵活就业高质量发展。
总体而言，灵活就业是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形态，但其面临的收入不稳定、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唯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就业政策、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才能更好推动灵活就业群体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