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杨 孟頔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与原居住地政府的权利义务关联已逐步减弱，与所在城市政府的相关性却持续增强。如今，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与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期，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需求面临更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对城市治理体系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需求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与其父辈差异显著，他们的城市认同感更强，在城市发展需求方面呈现出明显变化：外出动因由进城挣钱向改变生活方式、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发展取向由关注薪资待遇向追求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转变；精神文化生活由单纯娱乐向寻求情感共鸣与自我表达转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各类需求与现实之间仍存在诸多矛盾。
（一）定居城市的需求与融入成本之间的矛盾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倾向更为明显，而定居城市必须考量的关键问题便是市民化生活成本，这一成本涵盖食品烟酒、衣着、居住、教育、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的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中收录的2023年城乡居民生活支出的比较数据，城镇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同时，受流入地政府财政压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灵活性及高流动性等因素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往往难以覆盖到这一群体，进一步增加了其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据《青海调查年鉴2024》统计，2023年青海“外出农民工中由单位或雇主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重分别为14.8%、27.2%、15.1%、12.3%、9.5%和9.2%”，整体保障水平仍处于偏低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需求与高流动的矛盾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不再只看重薪资待遇，而是对工作环境、职业上升空间、个人特长、行业前景等进行全方位的考量和权衡”。在《工人日报》的一则报道中，被采访的一名农民工道出了他的就业态度：“我希望能找到与自己能力、性格、兴趣更匹配，能让生活真正稳定下来的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获得“城市户籍”的居民身份并不是他们进城的目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是他们走进城市的主要动力。然而，这种职业发展需求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高流动性现实之间存在矛盾。据某招聘网站的数据，90后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为2.61年，95后缩短到1.69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0年对青年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换过工作的青年农民工仅占25.4%，有7.4%的青年农民工换过8份及以上的工作。过于频繁地更换工作往往使他们忽视长远的职业规划，既不利于其职业发展，又影响其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壁垒的矛盾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对文化滋养与精神满足有着更高期待，渴望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归属感与情感共鸣。但这一精神文化需求却因文化壁垒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从文化融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真正融入城市，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思想沟通、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但目前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仍存在隔阂，导致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基于地缘、业缘关系形成内向型社交圈。这种社交圈虽能在一定时期内为农民工提供情感支持，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从文化活动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参与市民的文化活动，但由于职业高流动性，其工作和居住地可能因项目结束而搬迁、因季节变换而往返城乡，导致以固定场馆为载体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无法为其提供连续性文化服务。这些文化壁垒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精神文化生活。
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需求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入为城市发展建设注入了活力，但其长期居住却难以融入的困境，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一）大量非户籍人口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挑战
大量非户籍人口的涌入，给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现实压力。一是财政资金压力。公共服务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当前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仍以户籍人口为依据，对于人口流入型地区的政府而言，将大量非户籍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投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会随非户籍人口比率的上升而增加。二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公共服务通常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内容，大量非户籍人口的涌入势必加剧这些本就有限的资源供给紧张局面，出现公办学位不足、保障性住房缺口、医生数量短缺、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等问题，资源紧张进一步强化了公共服务的优先性与排他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非正式组织化趋势对公共秩序的挑战
就业高流动性使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职业上升空间与稳定生活来源，难以适应不断推进的技术革新，在低端代工企业中几乎看不到职业晋升前景，既面临融入城市的制度性排斥，又不愿返回农村。这使得他们脱离了原有的乡土社会规范，却未进入城市体制网络，缺乏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有效管理与服务。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为寻求生计、维护权益与表达诉求，新生代农民工极有可能与经历相似的人群形成各类非正式组织。这类组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组织力量，能为其提供各类帮助；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型城市和工厂骚乱事件中，这类组织也可能成为重要推手，其极端化表达方式会对社会基本秩序造成冲击。
（三）文化壁垒导致的“二元社区”增加了治理难度
文化壁垒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若这一情况得不到有效化解，往往会推动他们转向以地缘、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内向型社交圈和生活共同体，极易形成“二元社区”，增加治理难度。“所谓‘二元社区’，是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中，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体系，进而在心理上互不认同，构成‘二元’格局。这种‘二元社区’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隔离，更多是心理上的隔离，体现在分配制度、职业构成、消费娱乐方式、社会心理乃至聚居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分离”。“二元社区”虽能在一定时期内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情感支持与互助，但从长远来看，却阻碍了社会融合，且容易因管理缺位成为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导致社区治理出现盲区。
三、基层治理视域下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困境的路径
（一）逐步剥离与户籍挂钩的福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成本困境需从两方面推进改革。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与户籍挂钩的福利。新生代农民工融城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未能覆盖非户籍人口。因此，逐步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各项公共福利，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均等化公共服务，是破除根本性壁垒的关键。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需着力解决财政投入问题，这就要求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公共服务支出的具体责任，实现事权与财权统一，形成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合理共担的成本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均等化。第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对许多农民工而言，家乡的土地是其生存保障，也是不愿放弃农村户籍的重要原因。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规范流转程序，保障进城农民自由选择土地经营方式的权利，让农民能够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持续稳定的财产性收益，减少土地对农民进城的束缚，既能用土地收益有效分担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又能稳步解决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问题，进而充分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加强职业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
加强职业培训是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高流动性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迅速兴起，大量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传统行业正逐步受到冲击，“技术”替代“人”的案例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中屡见不鲜，“无人工厂”“无人超市”和“无人停车场”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在当前技术升级加速的背景下，大量在相关传统行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潜在就业威胁。世界经济论坛（WEF）2018年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预测：自动化技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将取代7500万份工作，但同时也指出未来将有1.33亿新工作岗位诞生。对于众多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而言，这既是就业危机，也是发展机遇，通过学习新技术能够化解就业风险、拓展发展空间。《沈阳日报》关于农民工的一篇报道也反映了这一群体对知识与技术提升的渴求：“我知道自己最大的短板就是知识储备，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学习充实自己。”
因此，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与整体素质，是应对就业挑战的重要举措。当前，随着数字化服务技术的提升，线上远程学习成为突破时空限制的重要手段，政府可通过搭建培训平台、整合远程技能培训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能够通过手机随时获取服务。同时，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和用工单位的主导作用，坚持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并重。
（三）合理利用和引导非正式组织资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表达合理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需求，通过多种方式、借助各类资源组织起来，是其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路径，也是他们在城市中寻求帮助与支持、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渠道，这一现实问题无法回避，核心在于如何进行合理引导与规范管理。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专门组织，具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丰富的维权经验，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纳入工会体制，进行规范化管理与引导，能够通过制度和政策引导其在化解潜在劳资冲突、争取合理劳动报酬与福利、提升劳动保障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既是对农民工非正式组织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引导，也是让农民工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以合法、有序的形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与稳定的社会秩序。
（四）破除文化壁垒，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文化壁垒是一堵无形的墙，它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却阻碍其在心灵上真正融入城市。因此，打破文化壁垒、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既是使其对所在城市产生归属感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包容、现代的重要标尺。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加强人文关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下沉，是破除文化壁垒的重要路径。从农民工层面来看，应积极主动参与居住地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融入社区生活；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资源提升自身素养。从政府层面来看，需在工业园区、城中村等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区域，规划建设更多普惠性、人性化的公共文化设施，配备适配的文化资源；鼓励用工单位或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趣爱好与文化需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促进农民工从情感和生活上深度融入社区与城市；还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建立健全心理服务机制，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其开展常态化心理辅导与思想引领，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调适心理状态。
四、结语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有着定居城市、追求稳定生活与广阔发展空间的现实需求，又有着对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文化归属等精神层面的内在渴望。这种多元且迫切的需求与以户籍制度为导向的传统基层治理模式之间产生的张力，导致其陷入诸多需求困境。从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引导非正式组织、打破文化壁垒等多个视角探索破解困境的有效路径，既能有效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其市民化进程与社会深度融合，又能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与包容性水平。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深入了解他们在城市的发展需求与现实困境，系统探索化解这些困境的对策措施，对于引导这一群体健康发展、逐步融入城市与社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金项目：辽宁省2019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精神需求及价值引导研究”(编号：L19BKS005)】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