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瑞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重要性，为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工匠型产业工人指明了方向。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40岁以下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达43.7%，新生代农民工（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不仅数量庞大，更是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进程，关系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常年保持在2600万左右，占全国的十分之一，202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达到农民工总人数的52%。立足省情，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将富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效地转化为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稳得住、能创新的产业工人主力军，是四川落实中央精神、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迫切任务与关键抓手。
一、促进四川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的独特性与紧迫性
聚焦四川，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呈现出既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也区别于其他省份同辈群体的鲜明特征，构成了技能提升工作的现实基点。
一是规模巨大且结构深刻变化。四川是全国劳务输出大省，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半数以上，成为产业工人名副其实的主体。他们的就业轨迹正从传统的建筑、采矿等高强度体力行业，加速向电子信息装备、先进材料、食品轻纺、现代物流、数字电商等“5+1”现代产业体系领域和城镇第三产业渗透。这种就业结构的变迁，本身就内含着对技能升级的强烈需求。
二是高流动性伴随高期望值。四川新生代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一度高达省外输出人员的70%，他们见识广、观念新，对工资薪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权益保障有着更高的期望，但就业稳定性较上一代农民工普遍偏低，“短工化”“搜寻性失业”现象突出。这种“高期望”与“低稳定”“弱技能”之间的矛盾，凸显了通过技能提升增强其就业竞争力和职业锚定感的极端重要性。
三是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与现实的融入壁垒。绝大多数四川新生代农民工已无返乡务农的意愿和技能，渴望在成都都市圈或其他省内城市及发达地区定居。但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现实壁垒，与技能不足导致的收入不稳定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阻碍其市民化的“软硬约束”。提升其技能水平，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和职业稳定性，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核心钥匙。
四是面临结构性失业的潜在风险。随着四川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智能化改造的推进，传统制造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中，预计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原有技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若不及时进行技能更新和职业转型，他们将可能面临结构性失业的挑战。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与深层矛盾
四川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育上已有二十年的探索，初步形成了覆盖初、中级的职教培训体系和多元化的办学格局。特别是针对“两后生”的职业教育、结合精准扶贫的“精准培训”，以及“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奠定了一定基础。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原有的培训体系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新特性和产业升级的新需求之间，仍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与矛盾。
其一，教育培训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存在“错位”。部分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设备更新滞后，未能紧跟“四川制造”向“四川智造”转型的步伐。例如，在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所需的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不足，存在“传统工种过剩、新兴工种紧缺”的结构性矛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校热企冷”现象依然存在，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
其二，企业在技能培训中的主体作用发挥“缺位”。企业是技能人才使用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培养的主体。但现实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高，企业担心投入的培训成本无法收回，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尤其对于面广量大的中小微企业而言，自身缺乏培训能力和资金，又难以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培训资源，导致其成为技能培训的“洼地”。此外，企业内部“重学历、轻技能”的用人导向和薪酬体系，也抑制了工人主动提升技能、企业愿意投资培训的内生动力。
其三，政策资源与培训管理的统筹效能“失位”。目前涉及农民工培训的部门较多，虽然形成了多方参与的局面，但也容易导致“九龙治水”、政出多门。培训资金和项目分散，缺乏统一规划和高效整合，存在重复培训和资源浪费现象。培训监管和绩效评估体系尚不完善，影响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的实际效果。针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支持政策覆盖不足，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
三、培育工匠型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着力点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战略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四川需要聚焦以下三大关键路径，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系统的全面重塑。
（一）强化战略引领，构建供需精准匹配的职业技能培训新体系
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确保技能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和精准度。一是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规划专业设置、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大力推行“企业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实现“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二是动态对接需求。依托全省统一的劳动力实名制管理信息平台和就业大数据，建立技能人才需求预测和发布机制。根据人社厅动态更新的《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动态调整培训项目和补贴标准，对“非常紧缺”工种给予更高补贴，引导培训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三是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鼓励优秀中职毕业生通过“专升本”、高职扩招等渠道继续深造。着力办好各地开放大学，用好“学分银行”系统，推动更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文凭的互认衔接，搭建技术技能人才终身学习的“立交桥”。
（二）激发内生动力，形成企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培训新格局
着力引导企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投入”，成为技能提升的“主力军”。一是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严格落实并优化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使用政策，将使用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扩大培训补贴覆盖面，将中小企业新录用员工的岗前培训、在岗职工的技能提升培训纳入补贴范围，探索“培训券”等直补企业与劳动者的方式。二是弘扬工匠精神与创新分配机制。在企业内部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大力选树“四川工匠”“技术能手”，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实干的浓厚氛围。推动企业建立基于技能等级的薪酬分配制度，实现“多技者多得、高技者高薪”，稳定核心技能人才队伍。三是推广新型师徒传承模式。鼓励企业建立“首席技师”“企业导师”制度，通过设立“传帮带”专项津贴，保护老师傅传授技艺的积极性，使隐性知识和精湛技艺在新型劳动关系下得以有效传承。
（三）优化治理效能，打造资源高效整合的统筹管理新机制
提升治理效能是确保各项政策落地的关键。一是加强全省统筹。强化各级政府统筹职责，省人社厅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主管机构，负责整合教育、农业、科技、扶贫、工会等各部门的培训项目和资金，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评估，形成“一盘棋”管理的大培训格局。二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全面推行政府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服务，面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办、民办机构开放市场。建立严格的培训机构准入、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对培训过程的全程信息化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建立以就业成功率、起薪水平、企业满意度为核心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并将评估结果与培训机构资质认定、资金拨付挂钩，坚决淘汰劣质机构。三是聚焦重点群体与薄弱环节。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培训难”，支持在工业集中区、县区一级建设布局一批“共享型”公共实训基地和区域性职工培训中心，为企业提供“菜单式”“订单式”的培训服务。针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发模块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微课程技能包。同时，将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城市生活常识、社保政策等通识教育融入技能培训全过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与稳定就业。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