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迦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连接中国与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国际合作与交流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该倡议不仅聚焦于各国间经济的互联互通，还重视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互鉴。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智慧财富，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哲学思想等，至今仍具有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价值。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既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又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除了推动国家间经济交往，还促进各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该倡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具体体现在历史传承、价值引领等方面。首先，古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相延续。实际上，“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创新，二者在文化脉络上一脉相承。古丝绸之路始于西汉，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连接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其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形成，以广州、泉州等港口为起点，通达东南亚、南亚及东非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传播至沿线各民族、各地区，尤其是四大发明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各国间的知识共享与文化繁荣。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立足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根基，秉承其开放包容、友好合作的精神文化内涵，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内涵相互契合。例如，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和谐统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尊重各国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等差异的前提下，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借鉴，共同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同样深度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最后，“一带一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搭建了广阔平台。在倡议实践过程中，其合作理念获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与认同，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如在沿线国家创办的孔子学院，通过汉语教学与文化活动，早已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机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可促进国内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从本民族视角来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路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现其承载的丰富且独特的思想内涵，以及几千年来在中国人民心中积淀的深厚情感，能够有效激发国内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进而带动文化创作、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国内文化事业的蓬勃进步。其二，从国际文化交流与发展角度来看，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发展背景各异，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明，文化多样性特征显著。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机制，既能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又能为中国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提供契机，构建起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学习、借鉴的桥梁。其三，从国家形象塑造角度来看，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文化软实力。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中存在一些对中国的片面认知与误解，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正是主动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文化的过程——让更多人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友善、包容、和谐的精神内涵。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需重点关注并着力克服。首先，文化差异与认同障碍是最根本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各国人民对异质文化的接受态度，导致不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例如，西方国家普遍强调个人主义，崇尚冒险精神；而中华文明更注重集体主义，追求和谐与稳定。这种文化根源上的差异，容易使西方国家在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时产生误解与偏见，增加文化传播的难度。其次，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单一性制约传播效果。从传播主体来看，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仍以政府部门和官方文化机构为主，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及个人因传播能力有限，存在资源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而民间传播本应具备的灵活性与亲和力也未能有效体现。从传播内容来看，存在挖掘深度不足、覆盖广度有限的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展现不够全面，且忽视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导致部分传播内容与现代社会生活脱节，降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际受众的吸引力。最后，传播渠道与方式的不足限制传播效能。当前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内容适配难”“形式创新少”“受众参与度低”等问题。
第一，注重传播内容的精选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外传播需避免“面面俱到却流于表面”，应聚焦最具代表性、最易引发国际共鸣的核心文化元素，如“和合”思想、“仁爱”理念、孝道文化、传统美学等，并结合现代受众的认知习惯进行通俗化阐释。同时，要推动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表达与创新转化，善于运用故事化、情感化、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例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传统神话基础上融入现代价值观，通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人觉醒与“守护苍生”的集体担当，既传承了东方哲学思想，又引发全球观众的情感共鸣，为传统文化创新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
第二，整合与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孔子学院等主流渠道作用的同时，应积极鼓励文化企业、社会组织、文化名人、海外华人等多元主体参与传播，形成“官方引领、民间跟进”“国内统筹、海外联动”的传播格局。在媒介运用上，既要巩固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在部分沿线国家的传播效果，也要大力拓展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络文学、在线课程等数字传播新路径。例如，可通过TikTok、YouTube等国际平台推出系列短视频，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展示书法、茶道、武术、传统节日等文化内容；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定期举办中国文化周、艺术巡展、学术论坛、青年交流营等项目，增强文化传播的现场感与互动性。
第三，加强跨文化适应与本土化传播。面对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需深入研究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接受心理，推动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本土化调整。例如，在伊斯兰文化区域传播时，可侧重展示中华文化中尊重自然、崇尚和平的价值观，避免涉及宗教敏感元素；在欧美地区，则可强调“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哲学思想与全球气候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的关联性，增强文化内容的现实意义。同时，可通过与当地机构合作制作影视作品、联合开展文化研究、邀请外籍人士参与内容创作等方式，减少文化隔阂，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与可信度。
第四，建立健全传播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文化传播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应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通过国际受众问卷调查、网络传播数据分析、专家学术评估等方式，及时掌握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受众反馈及存在问题，进而优化传播策略与内容供给。只有形成“传播—反馈—优化—再传播”的闭环机制，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唯有以创新为驱动，以受众需求为中心，以跨文化融合为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一带一路”的广阔舞台上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促进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