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梦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承包制以两种主要形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以“承包”为核心的改革举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差异显著。核心差异在于适用领域不同，前者针对农业生产单位（家庭），以“统分结合”激活农村生产力、契合农民利益，成为乡村改革典范，后者针对工业/商业生产单位（企业），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在城市国有企业中逐步推行，由此衍生出经营主体、权责划分、目标导向等多维度区别。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
两种承包制的核心差异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二者效果分野的关键。农业生产具有分散化作业、劳动成果与劳动过程直接关联、高度依赖自然条件的特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制度设计完美契合这一生成特性：“分”让农户获得土地经营权，劳动与收成直接挂钩，避免了计划经济“出工不出力”的弊端；“统”由集体统筹水利、农机等公共服务，补全家庭经营短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精准适配农业生产规律，在改革初期显著推动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提升，充分印证了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实践成效。而城市工商业以规模化协作、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权责划分相对简单，难以适应现代工商业的复杂要求：一方面，工商业多环节协作需高度分工，承包者或小团队难以全面管理，易导致生产环节衔接不畅；另一方面，承包者并非企业设备等核心资产的所有者，缺乏对资产进行长期维护与升级的动力。
群众主体性的发挥：
两类承包制的利益导向分野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对群众利益的尊重程度放大了二者的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则，有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更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投入农业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同时，该制度在推广过程中重视基层首创精神，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成为思想与实践结合的成功案例。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则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断裂：有的承包者以完成短期利税为目标，留利更多用于奖金福利而非技术改造，导致企业虚盈实亏；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难以实施有效监督，承包者负盈不负亏的现象也难以完全避免；承包企业中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显著影响了职工积极性，削弱了集体凝聚力。
局部与全局利益的协同：
两类承包制的社会效益分野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的统筹兼顾，这一原则的践行程度决定两种承包制的社会效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统分结合”实现“农户增收、集体壮大、国家安全”三重统一。“分”激发农户热情，“统”让集体用承包费修水渠、建学校，粮产提升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城市改革奠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容易因追逐局部利益忽视全局。部分企业为达标污染环境、哄抬物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类企业“重局部效益轻社会效益”，未实质提升生产力，违背“发展为了人民”的初衷。
两者均是特定历史阶段“以承包促效率”的改革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单一要素”特性，契合农业规律、尊重农民利益、兼顾全局，因此，改革成效更持久、彻底；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因企业经营的“大规模、多元要素”特性，更像是国企改革的“过渡方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局限，源于适配不足、利益断裂、忽视全局，但也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向更深层次（如产权制度改革）迈进。两者都为当前改革提供重要启示：乡村振兴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延续“统分结合”优势；国企改革需深化产权改革，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制衡、企业与职工利益共享”机制，纳入社会责任考核。改革无万能模式，但需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尊重规律、尊重群众、平衡利益，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