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羚 杨强
在当代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凭借其独特的灵活性、专业性与贴近基层的优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创新的关键力量。它们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补充，更是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社会活力的积极推动者。崇州市作为四川省成都市下辖的县级市，近年来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积极探索，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其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呈逐年递增态势，涵盖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环保、老年服务及特殊群体关爱等多元领域，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的各个角落，为当地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别达到24.6万个、791个、44万个，占全国各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比例为66.4%、8.9%、84.5%。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目前登记注册的县域社会组织类型主要集中行业协会，多以开展公益志愿活动为主要服务内容，相对而言组织规模较小，整体而言能力较弱，在形成独立的品牌项目、机构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如何全面提升县域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与质量水平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一、崇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和困境
崇州市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开展能力建设培训、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不断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提升社会组织的整体能力与服务水平。政府购买服务占比超 60%，且明确要求承接组织需通过年检合格、财务规范等硬性指标。通过“专业人才实训基地”计划，2024年有446名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工作、公共管理专业占比 72%，且政府按每人每年1万元补贴薪酬差额，缓解人才流失问题。崇州市社会组织聚焦 “民生保障 + 基层治理” 双主线，形成六大服务集群，崇州市通过 “党建入章 + 嵌入式治理” 强化政治引领，党组织覆盖率达78%，形成“片区联建+功能型支部” 双轨模式。崇州市社会组织发展的系统性调研，揭示了县域社会组织在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规律。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关键载体，崇州市社会组织已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在城乡治理中展现出独特价值，但同时也陷入“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结构性矛盾。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不规范问题主要体现在机构制度缺失以及机构财务管理不规范等方面。
（一）资金来源高度依赖政府
调查数据显示，约占比58%的被调研社会组织，其年度资金来源中政府资金占比超过90%。这表明他们的资金来源渠道极为单一，社工机构对政府购买服务存在极高依赖度，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财务透明度有待提升，约47%的社会组织反馈财务比较透明，约40%反馈完全透明，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提升空间。这可能会影响社会组织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不利于获取社会捐赠、企业资助等其他资金来源，进而限制组织的多元化发展。
（二）治理机制不规范
核心团队专业匹配欠佳。在核心团队专业背景匹配度方面，约40%的被调研者表示比较不匹配，如此高比例的不匹配状况，必然会在团队协作开展工作时，因专业协同的缺失，导致工作推进效率低下，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员工培训频次不足。从数据来看，员工培训频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约16%的社会组织半年才开展一次培训，约35%是每季度一次。
绩效考核导向偏差。约60%的社会组织在绩效考核方面暴露出侧重数量、创新受限、服务形式化等问题，使得组织难以在服务模式、内容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最终影响组织的长远发展。
（三）党建与社会组织工作融合较弱问题
党组织活动开展稀疏。多数社会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的频率不容乐观，约12%是半年开展一次，约28%为每季度一次，党建与业务融合度弱，约42%的社会组织反馈党建与业务相关性较低，约14%的社会组织完全不相关，这清晰地反映出党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的核心业务处于脱节状态，没有将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业务发展的动力，未能实现党建与业务的协同共进。
党员核心岗位占比低。约81%的社会组织中党员在核心岗位的占比不足30%，其中约30%更是低于10%，这一情况导致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内部的决策层和关键业务岗位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利于党建工作在组织运营和发展中的深入渗透和引领。
（四）政社合作问题
社会组织在资金、场地、政策支持等方面对政府依赖度高，尤其在成立初期。合作阻碍重重，政社合作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约65%的被调研者提到审批繁琐，约56%遭遇过资金延迟情况，约35%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说明在政社合作中，社会组织对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理解不透、把握不准，同时在整合社会各类资源以更好开展服务方面能力欠缺，极大地制约了政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拓展。
与县域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扩大现状所不匹配的是当前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组织的核心瓶颈呈现多维交织特征。资金供给的体制性依赖导致抗风险能力薄弱，治理体系的专业化缺陷制约服务效能释放，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的协同不足弱化政治引领功能，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缺乏整体统筹和赋能，以及选择性合作阻碍降低治理协同效率。
二、县域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县域社会工作乃是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关键实践路径，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宏观社会工作理论为指引，县域社会工作应遵循目标导向、规划先行、特色融合、实践推进、能力提升的实践方向，并确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政策保障与赋能创新，推动县域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党委、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县域社会组织得以实现快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一是完善支持政策，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修订完善《关于促进崇州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创新提出“党委、政府抓什么，社会组织就服务什么。人民群众缺什么，社会组织就补位什么”的服务理念。靶向培育社会组织：围绕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重大工作中心，定向孵化、培育相关领域社会组织，如养老服务类组织、产业配套类组织，形成与区域发展适配的组织体系。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市县镇（街）社会工作落实体系，构建条抓块统、高效协调工作格局。在资金保障与治理能力提升上精准发力，将资金多元化、治理规范化作为培育重点，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推动社会组织从“被动依赖”向“主动发展”转型，实现可持续运营。三是促进搭建县域社会组织赋能提升平台，为社会组织发展指明方向、畅通渠道。升级“崇益荟”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发布、项目对接、人才培训等功能，推动机构管理智能化、服务精准化、治理规范化。
（二）破解资金依赖，构建多元资金生态
在资源对接平台建设方面，一方面开发“县域公益资源地图”数字平台，整合企业捐赠项目、基金会资助信息，根据社会组织需求定向推送资源匹配信息，降低筹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激活行业协会商会的资源整合能力，拓展基金会和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路径。
在自主造血能力培育上，推行“公益商标”模式：支持社区服务类组织申请“公益商标”，允许在限定范围内开展低偿经营性活动，如日照中心开设康养课程、社区服务站提供家政技能培训等；同时明确收益反哺机制，要求经营性利润的50%直接用于公益项目，每年由第三方审计机构披露反哺明细，确保公益属性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平衡。
（三）强化治理能力，推行制度、人才与规范化协同赋能
强化制度工具运用与试点探索：用好现有制度和政策杠杆，将年检结果与政府购买服务资格绑定，年检不合格的暂停项目申报，将等级评估结果作为资金支持依据，4A级及以上组织优先承接50万元以上项目；强化理事会制度建设，规范机构决策和议事制度，要求理事会中律师、会计师、社区代表等外部专业人士占比不低于30%，每年召开理事会不少于2次，会议纪要须在机构官网公示，提升决策科学性与透明度；开展公益慈善类组织试点“理事会效能评估”，从决策效率、监督成效等维度评分，结果纳入等级评估参考，以点带面推动整体规范化水平提升。建立“县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训基地”。开设“县域社会组织CEO训练营”，每季度开展1次集中培训，覆盖财务规划、项目管理、领导力等核心内容，年度培训时长不少于40小时，对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的负责人，其所在组织在政府项目竞标中给予3%加分，助力提升组织负责人综合管理能力。
（四）深化党建引领，创新组织覆盖与业务嵌入机制
在组织覆盖与功能发挥上，推行“片区联建+功能型支部”双轨模式：在党建实效提升上，实施“红色创益”工程：一是开发“红色创益”工具包，将党员先锋岗、民主议事会等党建元素融入项目设计全流程，促进党建工作与服务内容有机结合；二是推进“双培双推”计划，明确3年内实现核心岗位党员占比提升至40%，既强化党员在关键岗位的引领作用，又激励业务骨干向党组织靠拢，实现党建引领与组织发展的双向赋能。三是深化支部和理事会的重大事项的协商监督参与机制，从制度层面探索支部参与社会组织重大事项的参与途径和载体。
（五）优化政社合作，简化流程与构建资源枢纽
在审批与资金流程优化上，推行“一表通”改革与资金前置支持：整合民政、财政等部门审批要件，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项目的申请材料精简至5项，审批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内，大幅降低制度性成本；对50万元以下的小型项目实施资金前置支付，签约后即拨付30%启动金，剩余资金按中期评估（30%）和结项评估（40%）分阶段支付，缓解社会组织前期资金压力。
在各镇街设立“社创空间”一站式服务平台，配备专职联络员负责资源对接与问题协调，每年促成多项资金、技术、人才对接项目，畅通社会资源流入渠道。
（作者李羚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强系崇州市正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级社工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