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俣
当前，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变得至关重要，学术界和商界越来越重视其使用。有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在更强有力的治理、更广泛的社区参与、至关重要的环境意识、卓越的创新和卓越的多样性等领域，能更有力地倡导企业社会责任。
大多数实证研究强调董事会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积极影响。但实际上由于研究样本、方法的不同，实证结果体现的正向影响 、负向影响或无影响均有。在对《福布斯》全球500强公司的实证研究中，拉金等人发现，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优于其他企业。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女性董事在企业制定履行企业相关社会责任决策时，发挥了积极的正向影响；高阶理论则体现了女性高管在参与企业战略决策时可以提高决策质量，但如果女性高管比例越高，则企业的投资效率会越低，这不利于企业的整体发展利益；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女性高管的出现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合法性，有利于企业与外部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女性雇员具有激励作用从而有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等等，均体现了企业女性高管的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是积极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女性高管对CSR表现影响研究表明，女性高管通过自身行为影响并监督了男性高管工作效率，增加了企业信息来源渠道，通过参与决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积极。
在我国企业中，阿里巴巴具有代表意义。创始人马云曾多次表示，拥有多名女性员工是公司成功的秘诀。阿里巴巴董事会有五名女性董事，在中国科技公司中并不常见。阿里巴巴在抗击疫情、农村扶贫、农村幼儿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与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和他们对女性高管的大量投资有关。阿里巴巴2020-2021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他们在疫情上花费了近34亿元，并向中国和150个其他国家和地区捐赠了2亿元的材料。阿里巴巴积极协助中小企业恢复工作和生产。
阿里巴巴任命高级副总裁、集团创始人之一彭蕾为阿里巴巴扶贫基金副主席，令其专注于幼儿教育慈善和妇女扶贫战略等事宜，这一举措也证明了彭蕾的战略思维和专业能力。受到一名母亲在杀害4个孩子后自杀的悲剧的触动，她和阿里巴巴的11名女性合伙人系统地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她们提出了旨在关注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培育未来”项目，该项目还为农村妇女提供护理教师的工作，帮助妇女摆脱贫困。
彭蕾和她的团队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到农村，妇女使用软件完成日常工作，提高她们的效率。当地政府和外国同行都赞扬了她们的工作，阿里巴巴的企业声誉和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毫无疑问，阿里巴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离不开其优秀的执行团队。阿里巴巴的女性高管有一个完备的女性视角。他们在关注核心问题的同时，积极参与项目建设，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评级。然而，这一员工事件也提醒了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寻找“平衡点”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及实证案例显示，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影响。但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其结果都呈现出差异性，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和无影响兼而有之。有学者研究得出了3名女性高管可以克服限制，然而有实证表明也并非如人所愿。所以，对女性高管影响CSR表现的“黑匣子”仍未解开。
针对现状，笔者认为未来研究更应关注如下方面：
加快开展本土化研究。目前国内对女性高管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国际研究中的中国样本几乎没有，随着中国企业快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女性在商界的影响大增，学者们研究中国情境下的企业女性高管的作用意义重大而且急迫。
深入分析研究女性高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内在因果。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证实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影响的结论，但不能确定影响是正向积极的，也不能给出女性高管数量的“临界值”，这对指导企业具体实施没有太大实际意义。需建构这个影响过程的模型，找准各个变量因素及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尤其应关注女性个体特质这个关键变量研究，从而更好地解开“黑匣子”。
健全相关研究基础理论。虽然代理理论、角色理论、高阶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为学者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不能得出人们所盼望的结论，说明相关的理论基础还不够充分，未来，这将需要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挖掘和完善相关的理论支持，比如伦理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等方面。
（作者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管理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