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委党校 彭洪毅
依法治国背景下，企业合规已然成为国家社会治理、司法案件诉源治理、公司治理创新、企业犯罪预防等多方关注的聚焦点。全球化浪潮中，企业合规又成为企业走国门无法绕过的问题。201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制定《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涉案企业合规初步试点，今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布百度、京东等国内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承诺》，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国务院国资委提出2022年为“合规管理强化年”。2022年4月，全国工商联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贸促会研究制定了《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尤其是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明确把企业合规规定为个人信息处理企业的法定义务。这一切都清晰传递出明确的指向，企业合规建设开始从金融行业、中央央企等少数行业、少数企业向各个行业各类企业覆盖。在百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在新冠疫情给众多企业带来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企业合规建设已迫在眉睫。企业治理方式必须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一、企业合规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创新企业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
企业合规建设是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企业风险防范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依赖性、关联性大大增加，相互影响增强。相伴而生的是风险的传导加快。各种风险转换并在互相传导形成的风险交织、叠加，又进一步增加风险的危害程度。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仅是我国社会治理，也是各类企业的应对各种风险，赢得主动的有力保障。在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之下，企业治理必须顺应社会治理大势，彻底从“重经营，轻管理，重业务发展，轻风险防范”落后理念向“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转变。以企业合规建设为抓手，创新企业治理方式。从被动合规经营，转向积极主动合规经营，消除企业违法犯罪可能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隐患；从事后应对结果到事先防范风险，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合规演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企业合规的历史变迁轨迹：外部法律法规监管缺乏，导致企业违法犯罪风险严重——为应对企业违法犯罪风险，严刑峻法的事后风险防控——时代变化尤其数字化时代企业各种风险增加，危害加大——法律法规等外部监管和内部自我约束并重的事先风险防控。发达国家企业合规建设长期实践得出的规律，已经广泛地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中实践。但目前我国除金融行业、央企及走出去企业之外，大多数企业对企业合规还比较陌生，对企业合规建设的意义认识还不太深入。新冠疫情以来，许多企业都深切感受到不确定风险给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尤其今年夏季以来，持续高温、电能不足、水灾、旱灾相继而来，更加凸显出企业风险防范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全面铺开涉案企业合规试点实践，各地检察机关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坚持能用尽用，在涉案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引导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获得了丰富成果。不仅得到涉案企业的欢迎，也获得非涉案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及社会各方的认可，充分说明企业合规建设在我国企业治理方式转型升级中的强大生命力，必须要大力推进。
二、 企业合规建设尤其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是整体性把握企业合规建设的本质及内涵。企业合规建设兼具法律、道德、政策、行业规范的多重要求，需要整体性把握。整体上，企业合规作为一种正向激励机制，不仅仅是指从法律层面法律规定的激励机制，还包括客户或第三方的信任、企业本身持续健康的发展，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等积极评价，这个有不少现实案例支持。从国家角度，企业合规本质上是一种正向法律激励机制。法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激励主要是刑事法上的量刑减免或不予起诉、暂缓起诉。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合规则是企业为了满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要求，企业建立的内部自我管理体系。因此，对于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站在不同的角度，企业合规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又都是企业合规建设的一个方面。因此，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而言，如果其企业合规建设有效，企业合规就是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关减轻或免除相应刑事制裁、行政处罚的一种激励正向机制，是法律扬善功能的彰显。对于符合行业规范惯例要求，具有合规建设的企业，则可能是进入某一市场、某一领域的前设条件，相应地也是企业业务发展的机会。对于合规建设良好乃至优秀的企业，企业合规则可能是企业长期持续健康经营发展的企业文化体系，是企业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乃至社会和国家的认可等正向回馈。因此，整体性把握企业合规建设，有助于进行企业合规建设时，从企业具体情况出发定好位，制定出真正适合企业的合规体系。
二是企业合规建设不仅是形式合规，更要注重实质合规。这就是企业合规建设的核心——企业合规建设的有效性。即企业合规建设不仅仅是指企业依据法律法规、业内规范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业务规则、员工行为准则等内部管理规范等纸面文件。更重要的是这些内部管理制度、业务规则、员工行为准则等在公司业务活动中得到企业上上下下一致的执行、落实。具体而言，企业合规建设的有效性就是要求风险评估、科学合理的合规标准和程序、进行积极的员工培训、实效的激励和惩戒措施、内部调查和审计、对第三方(合作方、并购对象等)的尽职调查等要素在内的合规计划，以及合规计划的真正落实。显然，大中小企业应该有不同的企业合规建设体系。我国中小企业协会正在起草《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标准，从草案内容来看，该标准保留了风险评估、教育培训、沟通举报、内部调查等有效合规建设基本要素，与国家、国际标准相比，各要素的评价内容大大简化，并且特别规定了合规机构设置的“比例相称原则”，强调合规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规模与企业规模和合规管控水平相匹配。但无论企业合规体系构建多好，如果不能真正落实，都是纸面上的合规，无任何价值。
三是要高度重视、把握企业合规建设是企业乃至于行业转危为机，摆脱困境的绝佳机会。从最高检公布的典型案例看，涉案企业合规适用范围广泛。罪名涉及污染环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串通投标、重大责任事故、走私普通货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内幕交易、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企业非法采矿等。涉案企业基本是中小微企业，既有行业龙头企业，也有微型企业；既有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又有传统采矿企业，中介机构。试点带来的正面影响很大，最近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也开始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如A股上市公司福成股份今年7月出具专项说明，披露其控股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合规不起诉可行性方案，成为A股上市公司合规不起诉的最新案例。
对于企业所在行业来讲，如能够把握住整行业企业合规建设机会，更是获益巨大，能够实现各方共赢的效果。例如2020年广西陆川县检察院联合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通过激发全县30多家持证矿山企业合规建设的积极性。督促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科学规划、踏勘，重新划定矿区范围，整治“半边山”采石场，优化矿山开发布局，推动了整个采矿行业转型升级。2021年初，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发现钻石走私在该行业具有普遍性。该院以个案合规为切入点，依托该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对钻石行业开展企业合规整改，指导构建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的合规管理体系，帮助企业防范走私合规风险，引导企业培育合规文化，通过强化合规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目前大多数企业合规建设应该以刑事合规建设为重心
企业合规建设首先要坚持底线风险意识，即企业合规建设首先要重视企业刑事合规建设，这是世界各国企业合规建设的经验。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所有法律责任中刑事责任后果最严重，对企业、企业家、企业员工乃至家庭影响最大，这是由于企业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做决定。从风险防范角度，理所当然首先要防范最大的风险。其次，由于刑法保护法益的广泛性，企业犯罪可能涉及企业生产销售管理的全过程，相应地牵扯到企业家、企业高管、相关部门负责人及责任人员，往往一件案子搞垮一个厂子，社会成本高。再次，企业合规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预防企业犯罪，因此刑事合规体系完备、实践丰富，也是世界各国企业合规建设体系的重心。最后，企业合规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情况各别，还需要进一步摸索经验，另外企业合规专业人才也严重不足。因此，合规建设需要企业把有限的精力人力放在最重要的事项上。
因此，企业合规建设的重心就是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即查明公司治理深层缺陷，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具体而言，常见的刑事合规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评估：（一）企业经营模式存在违法因子。部分经营行为甚至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如数据爬取行为及其后续行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风险，很容易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罪等；（二）企业营销模式缺陷。员工提成设置不合理，员工通过回扣、返点等方式拓展业务，企业鼓励或默许的行为，就具有极大的商业贿赂犯罪风险；（三）安全生产过程失范，相关人员安全行业专业能力不足，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类犯罪；（四）财务管理模式存在漏洞。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财务经办人员原始凭证审核不严、相关业务节点把关不严，导致涉税犯罪风险；（五）第三方管理意识缺乏。对供应商、经销商、代理商等第三方合作伙伴的营业资质、经营方式、货品来源、销售渠道没有进行尽职调查，企业成为第三方违法犯罪的共犯，或者涉嫌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风险。
企业合规建设成为国家社会治理、司法案件诉源治理、公司治理方式升级等方的着力点。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缩影，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预防企业违法犯罪富有成效的方法。也深刻反映出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要求的企业创新治理逻辑——以刑事合规为核心的法律规制和以良好企业文化实践为追求的伦理道德规制，都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法治构成企业治理的风险底限，德治则是促进企业经营发展的无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