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吕嘉成
摘要:李洱与《应物兄》在一片热议声中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从构思到面世,历时十三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呈现出一种回归传统又锐意创新的复杂面貌。小说直面现实,真实描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与精神危机,深刻反思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杂糅表象下,暗藏着反讽与消解的本质。这种特征使得小说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广度、透视当今社会的深度两者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
关键词:李洱 《应物兄》 杂糅 反讽 消解
暌违十三年之久的李洱,在2018年交出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一经推出,《应物兄》即刻成为文学界的焦点作品,在该年度多项重要的文学评奖中《应物兄》都有所斩获。作为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作家,早在2003年,李洱的《花腔》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10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李洱《应物兄》赫然在列。在批评家热议声中得到中国文坛长篇小说最高奖,《应物兄》似乎重返现实主义但又不难让人指认出其现代主义锋芒,进入日常生活的写实姿态与先锋多元的艺术创新并举;摹状三代知识分子群像,直视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境况与精神危机;试图使当下与传统对话,承接与激活传统,又无不警惕地审视、反思当代社会。在人物、文体、学科、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杂糅和形形色色谄媚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对人物、事件、意义的反讽与消解,凸显了李洱对知识分子与当今时代的批判与忧思。
一、杂糅
小说以济州大学邀请国际儒学大师程济世还乡任教、筹办儒学研究院为主线,以学术骨干、“学术明星”应物兄为主要人物,刻画了以济州为主的官场、学界、商界、宗教界各色人物近百位,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儒学家、儒学爱好者等身份在多个人物身上耦合;叙事层面,正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方式杂糅,另外叙事视角也存在第三人称、第二人称、第一人称的交织;小说文本游走在“记事”与“记言”之间,李洱无法割舍的知识性趣味,在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间自由采撷,大量文学、考古、宗教、历史、哲学、生物学、建筑学、风水学的知识嵌合于小说文本,规范的学术论述、寻章摘句式的思辨与交流夹杂其间。
1.复杂生活的反映
80余万字的篇幅里,作者试图勾勒一副深宏阔大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群像,清晰到稍显简单的主干故事省腾出大量空间去旁逸斜出、延伸枝蔓。据统计,《应物兄》共写了七十多个人物,随着由主人公应物兄勾连起来的人物关系网络的铺展、与程济世商洽回国任教事宜、儒学研究院的建设,济州各路人士纷至登场:素有威望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程济世、乔木、姚鼐、何为、双林、张子房、麦荞、兰大师等,政府领导如栾庭玉、梁招尘、邓林、侯为贵、董松龄、杨双长等,商人如季宗慈、铁梳子、黄兴、雷山巴等,应物兄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如华学明、汪居常、敬修已、文德斯、郑树森、芸娘、陆空谷等,应物兄的师弟费鸣和他的弟子张明亮、易艺艺等,具有外国身份或背景的人物如卡尔文、珍妮等,此外还有和尚、电台主持人等等。学术象牙塔的纯粹无暇是否已经沦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旧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物兄没有整日伏案桌前,反而是周旋于这各色人等。不少人物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接近儒学、推进儒学研究院的筹办,出版商季宗慈为了销量,将应物兄原先起的书名《<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改为更有噱头的《孔子是条“丧家犬”》,安排他去各地参加活动,趁热推出关于儒学书籍的选题策划;济大校长葛道宏极力试图促成程济世的归国任教,也是看中了他国际儒学大师的身份;栾庭玉等官员将程济世和儒学研究院视为政治资本,还试图说服黄兴以“招商引资”;铁梳子、陈董等商人直接进入儒学研究院的规划与建设,雷山巴热衷支持济哥的“重生”研究正是因为此中巨大的经济利益,黄兴遵师命投资儒学研究院,也不忘为自己的生意“排兵布阵”;更不用说那些一个个打算进入儒学研究院的学人或领导亲自安排的亲信,“哦,转眼之间,太和研究院又进来了一个人”[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55页。]。
学术难以纯粹,校园也不再平静。大儒程济世和他宣扬的儒学成了各色人等眼中有利可图的禁脔,儒学研究所也变异为牵扯到济州各方的一项投资计划、项目工程、政治资本。《应物兄》充满不同人物的“众声喧哗”,以写实的笔触描摹了当今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空间和学术研究的处境,一定程度上它是当今社会与时代一个镜像。其中多种身份在一个人物上的耦合,也展示了人性的复杂维度,如乔木融合了知识分子、导师和父亲、岳父多重身份,他一方面是一个典重的知名教授,一方面又是苦于应付女儿的父亲;既以导师身份教育应物兄又以岳父的身份调和应物兄与他女儿乔珊珊的矛盾;一个博学、圆滑、老辣、慈爱的老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由于《应物兄》整体上着眼于描写和刻画人物“言行”、“论述”,情节也趋于平缓,主线之外枝蔓蜿蜒,多数人物穿插叙述,致使除主要人物外读者对许多人物记忆不清。正如有论者指出小说用力过于平均、分散,造成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面目模糊,性格漫漶,篇幅增加反而冲淡了主要人物的刻画,次要人物也面目模糊。[参阅刘江滨《<应物兄>求疵》一文,《文学自由谈》2019年02期,第38-44页。]如何利用长篇小说的篇幅展示复杂世界,如何安排人物的主次,如何合理剪裁,都是始终困扰小说家们的问题。
2.叙事方式与叙事视角
《应物兄》的主线不能称之复杂,从开头到结尾,故事中的时间也不过数月耳。李洱调度正叙、补叙、预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方式,在推进主线情节的过程中,往往穿插人物的回忆、过往的交谈等等,使得主线故事旁逸斜出、任意恣肆。试以小说开篇几节为例,故事主线是应物兄奉命筹备儒学研究院,第一节“应物兄”,在应物兄洗澡中补叙了葛道宏让应物兄劝说费鸣加入儒学研究院,从第二节“许多年来”开始离开主线写了应物兄与导师兼岳父乔木的过往、乔木的爱犬木瓜,第四节又回到故事中的现场——宠物医院,随后五节又旁逸斜出叙述了应物与费鸣的恩怨、应物参加电台节目、季宗慈的过去、姚鼐与乔木的项目等等,兜兜转转第十节又回归宠物医院,其中用墨不等地牵扯、点染了众多人物。《应物兄》整体便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主流缓慢孱弱,支流繁芜奔腾不息。《应物兄》似乎是一团块茎,模糊了中心和边缘,组合着过去与现在,拼贴不同学科的横截面。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冒险而试验的写法,一方面游离于主线外的叙述增加了文本的容量,使得对社会和历史的透视更有力度、人物塑造更为多面和立体;另一方面一种阅读上的飘离、涣散之感也贯穿始末。
《应物兄》的叙事视角也颇为复杂,第一、二、三人称杂糅,交替出现。三种人称视角的交织,时而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时而又是喃喃自语,时而变为自我对话,把应物兄的声音变成一种复杂复调,以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消解了他统一的自我建构,成为一种开放、运动的构成。举一例:第一节“应物兄”中“……想好了吗?来还是不来?……费鸣啊,你得感谢我才是。我要不收留你,你就真成了丧家之犬。”[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页。]这是应物兄草拟劝说费鸣的说辞的自我言语,“‘就这么说,行吗?’他问自己。‘怎么不行?你就这么说。’他听见自己说道。”[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他与自己本来所指都是应物兄,可现在却分裂成两个奇异、具有独立意义的能指“他”与“自己”,两者之间的对话显示出应物兄自身的犹豫、分歧与整合。“虽然旁边没有人,但他还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也就是说,他的自言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甚至包括他自己。”[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前后矛盾的表述,他的自言自语成为一种他也许能听到的奇特话语。“你”所指含混,可以指听者、读者又指有时候应物兄本人,这种分裂感其实代表着应物兄内部自我否定、辩诘、质疑、博弈的特质,和谐统一的自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分裂的个体。
3.百科全书式和知识性趣味
如上文所言,李洱侧重于描写和刻画知识分子的言行和论说,似乎是对包含《论语》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致敬,同时为主要人物集中笔墨开辟专节的做法也不难看出史传体的影子。有人评论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据统计,小说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多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两百个,植物五十多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李洱展示出自己深厚而广博的学养,文学、史学、语言学、哲学、宗教、生物学、植物学、建筑学、风水学等知识成为小说中知识分子言与思的主体。对知识天然的喜欢大概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性,这些知识的介入自然有利于刻画各具学科背景的知识分子,极大增强了文本的文化性和知识性,有些对经史子集的应用还含有深意,但瑕瑜互见的是,这种写法确实牺牲了阅读的痛快感受,读者不得不经常停下来仔细阅读或者翻看注释,有时知识和叙事结合生硬,近乎炫技。无怪有论者指出学院教授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如此寻章摘句,李洱用精彩好看的聪明、知性和学识,流于设计和表演,反而削减了生活“实在感”。[参阅俞耕耘《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评李洱的最新长篇小说<应物兄>》一文,《文汇报》2019年3月28日,第10版和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一文,《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第85-89页。]
二、反讽与消解
如果说杂糅性呈现着《应物兄》描写生活的广度、艺术上的创新、学识上的丰赡,那么反讽与消解则代表了《应物兄》批判的力度、思想的深度。纵观《应物兄》所呈现的人物画卷,其中最出彩的部分应该是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物群象,老一辈知识分子,乔木、姚鼐、双林、何为、张子房等;中间一辈的应物兄、费鸣、敬修己、文德斯、郑树森、乔珊珊等;更年轻一代,几位博士,硕士弟子、小颜等等。三代人有不同的特色,第一代知识分子大都师从名师,经历文革,在苦难之中仍然坚持学术追寻,晚年依旧继续思考,例如考古学教授姚鼐师从闻一多,哲学系教授何为早年留学英伦,经济学教授张子房在逼仄的生存状态下仍然坚持经济学研究;中间一代知识分子面目更为复杂,他们在八十年代学术的黄金期意气风发、充满朝气:应物兄的朋友们,郑树森、文德斯、小尼采、敬修已经常谈论的是鲁迅、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等,五湖四海的学生挤在姚鼐家的客厅听课只为一睹大师风采。比之他们的老师与前辈,他们的选择也更为多样,出国、从政、从商、做学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年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对学术的态度更为多元,未来还是未知数。书中处处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讽,哲学系系主任用自己的写真集作为评职称的成果;校长葛道宏认为一个学者的论断是废话,而他却因为研究这废话成为著名学者;吴镇在一场国际会议上早有准备、穷尽心思地讨好与会学者,可他压根没被邀请,自己来“蹭会”。
李洱真实写出了学术的嬗变——在八十年代是个梦想,在九十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二十一世纪就是个饭碗。李洱是辛辣、老练的作家,《应物兄》与《儒林外史》、《围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对知识分子的深刻剖析与审视。在杂糅的表象之下,内涵一种反讽、戏谑的底色,作者批判知识分子,同时也属于知识分子,这种反讽具有向外、向内两种维度。李洱暴露与讽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钻营、肤浅、虚伪、做作、空洞无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
人情、学术、利益的关系网纵横交错,将小说中一干人等网罗其中。小说中充满对儒学、对权力、对自己的谄媚。谄媚不仅是极个别人物的生存策略,而是普遍性行为,从而上升到一种共名的时代症候。主管文化的副省长栾庭玉手握重权,自然是校长葛道宏、秘书邓林、商人铁梳子等人谄媚的主要对象,甚至一代艺术名家兰大师也特意去给栾庭玉母亲贺寿,不可免俗地巴结、奉承他;既是代表程济世的弟子,又是富商的黄兴来济州是小说的重要情节,葛道宏调集了应物兄、处长、医院院长、生物学教授等人成立了“黄兴先生接待小组”,政府各界人士包括寺庙中的僧人都多处活动,只为讨好黄兴;众多人物,如金彧、程济世、敬修己、唐风、吴镇、陈树森等人都把孔子、儒学与养生、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文明、风水、鲁迅等等进行勾连,儒学似乎成为一个任人包装的器具,成为谄媚学术权威和儒学研究院的礼品,像风水大师唐风将孔子解释为第一个风水大师,为堪舆寻找一种更深远、更根本的源流,除了对儒学示好,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谄媚?对儒学、权力、金钱、自我的谄媚杂糅交织,谄媚背后是各路人等“活色生香”的欲望。批判之意寓于谄媚,尤其是对于书中的知识分子而言,谄媚是一种言与行、里与表的断裂:他们似乎高蹈于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学科与人文精神之中,可在现实利益面前又有一副媚态。
小说最大的反讽与消解首先在于儒学研究院的选址和济哥的“假死”。让程济世魂牵梦萦的“乡愁”情节竟然成为一个大型研究院选址的唯一依据,济州市政学商三界合力,动用了无数物力、人力、财力,以一种掘地三尺的架势去考据程济世儿时的家——仁德路上的程家大宅究竟在哪里。终于他们找到了,同样是一种谄媚之姿、同样不惜一切力量,他们精细无比地“复制”了程济世回忆中的程家大宅;与之并行的是,程济世引以为傲的济州蝈蝈——济哥似乎灭绝了,作为一种欢迎程济世归来的贺礼和蕴含巨大商机的产品,华学明等人费尽一切办法终于成功复活了“济哥”。强烈反讽的是,故事的最后,应物兄发现原来一个破败不起眼的院落才是真正的程家故居,天然“济哥”也压根没有灭绝。巨大错位,是一种反讽,嘲弄了每一个人物的谄媚,讽刺了所谓儒学研究院表里不一的虚假性,更是揭露了当今社会对学术的异化;它同时也是一种消解,消解了那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表达了人面对生活的那种永恒的无力感和虚无感,世界和万物是永恒而不可捉摸的深沉诗意。
应物兄和儒学本身也是理解这种反讽与消解本质的关键点。摘取自《晋书·外戚传·王濛》的一句格言“虚己应物,恕而后行”是理解应物兄的钥匙。应物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自我是空心的:对内表现出复调性,各种自我不断对话、辩驳、龃龉、整合;对外他又变化随意,在导师、学生、教授、公众人物、老公、朋友等多种身份间来回穿梭,在官场、学术界、商业圈内不断变换,随物赋形。应物兄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标本,一种破碎的、复调的、不断生成和运动、不统一的自我,是透视知识分子甚至时代的一个切口。有人说《应物兄》的主旨在与全面传播儒学精髓,弘扬儒学精神,以艺术的形式推动儒学的当代化。[参阅刘江滨《<应物兄>求疵》一文,《文学自由谈》2019年02期,第38-44页。]笔者认为这似乎是对小说的误读,不得不承认李洱对儒学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在小说中把儒学定位为一种赢得世界共识,拯救和改造当代社会的良方,可又以一种反讽与消解性的策略刻画儒学和儒学家:每一个读完小说的人都可以轻易品味出各位儒学家的言行不一,他们的行为和儒家所提倡的各种原则是龃龉的、甚至相反;儒学变成一种阐释学游戏的标靶,每个人都再不断的阐释其当代价值、重要性,不断包装儒学,其一时随境迁,各家对儒学的“新解”合理性、合法性何来?其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对这种价值和重要性的消解与讽刺,例如说小说中儒学的“大祭司”程济世于己于他都被塑造成一个救国救民、兼济天下的鸿儒、大儒,可是面对儒学研究院,他反复絮叨的是自我割舍不掉的儿时回忆,他的归来也成为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戏剧。种种消解,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也拓宽了阐释的空间。儒学到底是什么,对当代的价值何在,成为李洱抛向大众的开放问题。
《应物兄》是这样一本小说——显而易见,它鲜明的特点应该是它的优点,但同时又不能回避的是这种特点也暴露着某些不足与缺憾。它是许多正反对立的混合体,传统与新颖、精致与粗糙、古老与现代、单一与含混、简单与复杂……总而言之,《应物兄》是值得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李洱是一位值得等待的“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