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海涛
十八大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个人觉得是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重视，可能是这三个问题。
市场经济更多地是完善的问题，社会问题要得到重视，另外政府也是要改革的，所以现在看我们很多的“改革”提法，实际上都涉及到政府行为规范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当中就谈到了财税的改革。而财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没有构建现代预算制度，我们很多改革就很难说。
财税改革怎么全面和深化，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这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包括我们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可能对中国的财政改革，提出一些新的挑战。
第二要关注的就是城镇化的加速。现在有很多误区，把城镇化搞得妖魔化了，说是被城镇化、城市化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不是把农民都弄到城市去了，给他点钱，最后在城市过两年，钱花完了，变成城市最穷的人。还是要在当地如何解决一个经营的规模化，或者用一个不恰当的词“庄园制”，居住在其中，不能离开那个土地。当然这里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不管你收入的划分，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的设计，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的问题，是以辖区，不变人口作为主要的决策依据，这个问题要考虑。
第三，要考虑到我们这几年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比如说我们效率优先，但是公平缺失。我们很多公共资源的配置是缺失的，像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还要考虑到我们资源的使用，开发和使用到了极限，这就涉及到资源税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儿，得要有突破。
第四，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在的社会公众对财税改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现在出台一个东西，网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这次预算法二审的征求意见，我没有想到30多万条意见（去年24万条意见）。个人所得税，我当时想预算法有几个人去了解？可能就我们这些人觉得预算法挺有用，一般老百姓谁管？可是真的没有想到，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公众的公共需求的满足，这个提升我们要考虑到。
第五，我觉得要考虑部门权利和利益的调整问题。我们很多的改革，如分税制的改革，包括我们国库的改革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权利和部门之间的问题，这个不打破，制定的措施很难付诸实施。
第六，我们要考虑到现有制度的整合和协调的问题。这几年财税改革的制度很多，但是这些制度，一个是各自完成的，没有形成合力。还有一些制度所体现的效应递减了，比如说家电下乡的问题等等，是靠财政的短期手段，促使中国消费的提升，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在下降的。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要考虑到整个的财税问题，当然我们还要去解决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总是在讲土地财政，我老是不明白什么叫土地财政？这个土地出让金收入到底有多少用于所谓的财政？还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差距是肯定存在的，但我们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不是差距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在全面深化财税改革当中要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