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荷
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资？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介绍：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标准计算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富士康事件后，“地板工资”成了一个新名词，它是指一些企业近年来规模、效益逐年递增，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和10年前差不多，这些企业大都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农民工发薪水。
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都将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当然工资标准”——曾几何时，这种低劳动力成本还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
不过实践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近年来屡屡出现局部性用工荒，今年以来更是有多个地方的工人要求加薪，这些都在提醒用工企业，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再一直廉价下去。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所谓的“后发优势”不过是一种“低人权优势”。
“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存在“人口红利”。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数量一直略微超过职位数；而这个情况在2010年出现逆转。现在工作机会多过工人总数。
“民工荒”让企业经常抱怨找不到农民工；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抱怨企业给出的薪水过低。“80后”、“90后”的中国农民工是区别于“70后”的，他们不甘心重复父辈的悲剧，开始以各种方式向地板工资“说不”。因为只有“地板工资”根本谈不上尊严，更不用说工人的社会发展、社会成长。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时，打破现有的过于偏重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忽视员工社会成长成本的现状，让工人能通过工资获得在社会上发展、成长的合理成本。
“这是一个分水岭。涨薪潮注定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瑞士《视野报》说得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的，“地板工资”行将寿终正寝，合理的工资必将开始重建劳动者生活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