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 铭
在转型经济中，对于企业家而言，一些隐性规则（比如“潜规则”）可能比正式的规章制度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内部人”。在中国，多是外国投资者这些“外部人”倡导制度正式化，而内部人则从非正式制度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或者外地的投资者追求所有权，而本地的内部人追求所有特权。内部人利用对其有利的非正式制度获得竞争优势，而不是凭借难以把握和控制的正式制度。他们被称为“官僚企业家”，而非“自由市场企业家”。
在制度真空环境下经营的企业家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比如关系网络。在此环境下，企业家更符合“创造理论”—采取行动影响环境，而不是消极地对环境做出反应，具体表现为获得执照许可、赢得政府合同、从国有银行融资等。
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名誉是形成信任的关键因素，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面子”。
中国近期制度正式化的目的在于吸引外部投资者，但是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信任与社会理性相关。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划分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强调规则理性，实质理性强调结果理性。因此，一个人可以信任一系列规则的应用，或者信任过程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信任能够达到预期结果隐含的假设是该社会网络成员的利益的一致能够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即对网络的信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网络可能是地方范围的，因此外部人难以加入网络。网络能够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促进陌生的交易双方产生信任的正式制度在西方商业中占主导，而中国企业家则倾向于基于网络的信任来开展商业活动。
今天的中国，很多个人和组织都更愿意将信任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很多公司通过海外上市来表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或者与外商合作、通过国外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建立和完善这些机制，企业可能会通过制度外包的方式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制度正式化的需要。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信任建立模式将经历巨大的变革，这对于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