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李继峰 张凤言
陕北的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中煤三建三十工程处海则滩项目部的大院里，矿工们正陆续下井。调度室的墙上，各班成本指标用红黄绿三色标着——这是今年推行的新办法：每米进尺用了多少料、花了多少钱，月底张榜公布，节奖超罚。
管项目的江有全说：“成本管控不是喊出来的，是咱们这些班长，个个都是‘铁算盘’，一天天抠出来的。”
冯硕的“淘”
晨光从井口斜射进来，照在材料库的水泥地上。
锚掘队班长冯硕站在窗口前，从工装口袋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一副沾着煤泥的手套，又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最后摸出半截粉笔。他把这些东西往窗台上一字排开，这才开口：
“锚杆，21根。”
材料员抬头看他一眼，没动笔。
冯硕把本子往前一推：“你数。”
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夜班进尺2米4，锚杆支护21根，锚固剂42支，钻头消耗1个，截齿磨损2个，回收旧托盘3个。每一个数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小圈，圈里打着勾。
材料员笑了：“冯班长，我还能信不过你？”
“信得过也得数。”冯硕把本子往兜里一塞，“一根锚杆好几十块，数清楚，心里踏实。”
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头一道程序。干了十五年掘进，养成的习惯。本子换了几十个，掏本子这个动作，一直没变。
罗松新的“包”
罗松新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右边歪。
不是腿有问题，是右边的挎包太沉。那是个帆布挎包，原本是灰色的，现在看不出颜色了。补丁摞着补丁，最厚的地方缝了三层线。
他走到废料堆跟前，弯腰捡起一个锈螺栓，在手里掂了掂，扔进包里。走了两步，又捡起半截焊条，掂了掂，也扔进去。再走两步，看见一个变形的锚杆盘，蹲下来掰了掰，塞不进去，就拎在手上。
“罗班长，这破烂值几个钱？”年轻的工友跟在后面问。
罗松新没回头，继续往前走：“昨天下井前称的，那一包十七斤半。”
“多少？”
“十七斤半。”他拍拍挎包，“一斤废铁五毛钱，八块七毛五。够买碗羊肉面。”
年轻工友愣了一下，也弯下腰，在地上寻摸起来。
柳良峰的“捡”
喷浆作业刚停，巷道里还飘着灰。
喷浆班长柳良峰没走。他蹲在刚喷过的巷壁跟前，一只手扶着膝盖，另一只手在地上扒拉。扒拉几下，捡起一小块掉落的喷浆料，在手里捻了捻，又放下。再扒拉几下，又捡起一块，凑到矿灯底下看。
“柳班长，看啥呢？”有人路过。
“看石头。”
那人不解：“石头有啥好看的？”
柳良峰没答话，把手里那小块料往袋子里一扔，站起来，往巷子深处走了几步，又蹲下了。
他每天这样。喷完浆，蹲着看一圈，捡一圈。回弹料装袋，过秤，记本上。以前按吨考核，现在按斤算账。哪段巷道回弹率高，哪段低，哪段石子多了，哪段水泥少了，都在他脑子里。
干了二十年喷浆，他信一句话：蹲下去，才能看清楚。
姜泽兵的“等”
值班室里只有机电班长姜泽兵一个人。
墙上的钟指到十一点，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没离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一条曲线，正在往上升。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对讲机：“开泵。”
对讲机里传来一声：“收到。”
屏幕上的曲线继续往上升。姜泽兵盯着看了一会儿，往后一靠，点上一根烟。
夜班电工推门进来：“姜班长，还不走？”
“等会儿。”
“等啥？”
姜泽兵吐出一口烟，用下巴点点屏幕：“等它上去。”
电工凑过去看了一眼：“电流？这有啥等的。”
“你不懂。”姜泽兵把烟掐了，“这会儿谷期电价，一度便宜三毛八。泵开起来，一小时三百度，省一百多块。”
电工愣了一下，看看屏幕，又看看姜泽兵。
姜泽兵已经站起来，往外走：“盯着点，我回去睡觉。有事打电话。”
门关上。值班室里只剩下屏幕上的曲线，稳稳地向上爬着。
杨正芳的“省”
检修班长杨正芳把手电筒举起来，照着皮带机的托辊。
光束停在托辊上，一寸一寸往前移。移到某一处，停了。
“过来听。”
年轻的工友凑上去。杨正芳把手电往他手里一塞：“听见没？”
那根托辊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细细的，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
“还……还能用吧？”
杨正芳没说话，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拎着一个新托辊回来。
“换。”
“现在？”
“现在。”杨正芳已经开始卸旧托辊，“等卡死了再换，皮带跑偏撒一地道砟，你给项目部打扫？”
年轻工友赶紧上手帮忙。两个人干了十多分钟，新托辊换好。杨正芳拍拍手上的灰，接过手电筒，继续往前照。
后面跟着的下一班班长，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皮带机托辊更换，原因异响，时间巡检。
调度室的灯火通明，18个班的成本指标用红黄绿三色标着“绿肥红瘦”。
江有全站在那儿看了半晌，若有所思：“这五个人，是咱们项目部所有班长的缩影。成本管控靠的不是哪一个人，是人人手里都有把铁算盘。有了这群‘栋梁材’，项目才能扎稳根。”
